譚洪安
最好的人和最壞的人都在監獄里。
孫大午諸多的“草根格言”里,這一句最令人過目難忘。
十年前那場從天而降的牢獄之災,給這個河北保定鄉下普普通通的農民企業家的生活,打上了難以磨滅的烙印。幸運的是,以涉嫌“非法集資”被拘,卻疑似“因言獲罪”的他,不僅沒有如某些人所預期,就此身敗名裂、銷聲匿跡,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一段更完整而堅實的人生。
時光荏苒,如今的孫大午已年近花甲。昔日那位天生的民間思想斗士,是否銳氣不減、鋒芒依舊?
“曾案”憂思
答案看起來是肯定的。
今年夏秋之際,在各種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孫大午的身影和聲音一如既往地活躍,甚至比之前更加活躍,大半起因于又一宗轟動一時、最終以悲劇收場的“非法集資案”。
涉案的湖南湘西州知名企業家曾成杰,盡管不乏種種有力的理由為自己減輕“罪責”,并得到法學界及民間輿論幾乎一邊倒的同情,但經過法庭內外長達5年的抗爭后,仍難逃殺身之禍,且在7月12日行刑前,竟未獲準見親人最后一面。
“發生這樣的事情,肯定會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說的‘兔死狐悲’。我們都是民營企業家,國家的法律、政策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命運。”8月中旬,在老朋友茅于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曾成杰案”專題研討會上,孫大午即席發言。
近年常在海外游學的王石特地趕來參會,以示聲援。這位以鮮明個性贏得極高聲望的商界領袖提議,建立一個基金會,救助有類似遭遇的民營企業家,至少讓他們得以免死。但孫大午認為,這樣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基金會成立了,能夠救一個人或幾個人,可能救所有人嗎?
回想2003年5月,孫大午因“非法集資”被抓,素不相識的柳傳志迅即承諾,聯想集團[微博]負責償還大午集團的1300萬元債務,讓他大受感動。2007年浙江東陽吳英集資案爆發后,身為“過來人”的他,也曾幾次公開聲明,為吳英擔保1億元的債務。輿論的呼吁和企業界的救援,終使法院“刀下留人”(2012年5月吳英案終審,由死刑改判死緩),但孫大午覺得,個案的改判,并不意味著中國民營企業家面臨的整個社會生態得到改善。
他說,我更關注的是,通過個案促使中國法律進步乃至制度的變革,而問題在于,“曾成杰案”的結果表明,現在的情況和十年前沒有什么本質不同。
矛盾人生
身處基層卻心比天高,無權無勢卻直言無忌;滿懷理想主義者的激情,又不失傳統儒家精神的光輝;在社會主義大集體色彩頗濃的社區里,卻推行“君主立憲制”式的民主選舉——太多互相矛盾、不易調和的元素,交織在孫大午身上。
相信實地參觀過河北徐水縣大午莊園(北京天安門西南約140公里),翻閱過近乎“夫子自述”的那本《風雨孫大午》(他緩刑4年期結束時出版),對其事業人生有所了解的人,大體上都會認同以上的描述和判斷。
孫大午并沒有否認種種矛盾的存在。他說,生活本來就充滿矛盾,何況像自己這樣經歷如此復雜的人呢?
其實,孫大午身上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他的多重社會身份:到底是一位農民企業家,還是一位思想者,一位政治鼓動家?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當初的省級“養雞狀元”(199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怎么就一步步變成讓“有關部門”頭疼的人物?連西方的中國研究專家對此也大感興趣。
在與中國學者合作的一篇論文中,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所長約恩·德爾曼教授認為,孫大午公開表達政見、挑戰“潛規則”、創造性地組織生產資源(即所謂“非法集資”)等,乃是私營企業主主動轉換社會角色,進行“身份重構”的嘗試。
這位長期關注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私營企業的丹麥學者指出,那場讓孫大午幾遭滅頂之災的大官司,正是由他的“異常舉動”帶來的個人及社會風險。
難得的是,如今的孫大午并無悔改之意,反而樂此不疲。
花甲回望
再過8個月,生于1954年的孫大午就滿60了。他比淡出江湖的王石小3歲,比含恨而亡的曾成杰大4歲。
50后一代的中國人,命運大都坎坷起伏。他們長在紅旗下,早歲遭逢國家動亂,缺少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剛成年時,不是吃糧當兵(如王石和孫大午),便是上山下鄉,或干脆本來就在家務農(如曾成杰)。后來,他們之中一部分極具膽識者,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辛苦打拼,經商致富,也算得上時代的弄潮兒了。
命運并沒有從此完全眷顧他們。跟那一代商人企業家中不少人相似,王石、孫大午和曾成杰,都先后因各種“罪名”嘗過蹲班房的滋味。不同的是,有些人出來后能東山再起,有些人進去后就沒有機會再出來。
孫大午曾經感嘆,最近提到重慶的事情,大家還心有余悸,說害怕“文革”回頭,確實如此,我今年59歲了,經歷了“文革”,也經歷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過程,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何時擺脫過“文革”的陰影呢?
將近一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發表不足百字的名文《研究室與監獄》,勉勵“五四運動”中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
從監獄出來的孫大午,沒有進過“研究室”和“象牙塔”,但這不妨礙他繼續思考。
近日,他常向周圍的朋友散發自己寫的一篇長文《歷史在這里沉思》,最新一稿不下15000字,修改于曾成杰“伏法”的半個月后。這份主題宏大的萬言書,試圖總結中國近百年來“不斷革命”的歷史,并展望未來“告別革命”的可行之路。
這讓人想起,他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發言中說過的一句話:“我覺得民營企業家們今天拿出錢來救助這個社會,遠遠不如勇敢地站出來,一起發出我們的聲音,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