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言銘
“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發展還很不平衡,尤其是城鄉差距量大面廣,差距就是潛力,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會見世界銀行[微博]行長金墉時說。
城鎮化被視為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每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對應的都是上千萬人口以及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和消費。相關測算顯示,未來十年將有超過2億多人口進城,每人進城平均成本以10萬元計算,就是20多萬億元的市場;與此相關帶來的基礎設施投資則將數倍于此。
針對城鎮化帶來的投資機會等話題,《中國經營報》記者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微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高路易、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陳浩和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滕泰共同探討城鎮化中的商業機會。
基礎設施仍是投資重點
東部地區更多產業在轉型升級,大規模的投資階段已經過去,中西部以城鎮化為主線的增長潛力還比較大。
《中國經營報》:城鎮化將是我國未來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城鎮化過程中,哪些行業將分享城鎮化帶來的投資機遇?
巴曙松:十八大之后城鎮化會加速,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趨勢,圍繞著城鎮化的布局,發展基礎設施、通信網絡、地下交通等,毫無疑問基礎設施投資依然會是推動經濟復蘇非常重要的力量。
實際上隨著產業向中西部的遷移以及中西部城鎮化的加速,在產業結構中,西部一二三產業的比重跟2000年左右沿海地區十分接近,城鎮化加速的愿望、趨勢、空間都很大。中西部地區向發改委報的項目投資總額達數萬億元,這些項目的卡位只等發令槍響,具體進度取決于宏觀政策。從歷次政策周期和投資周期來看,緩解之后第二年和第三年投資加速非常明顯。
此外,值得注意區域之間潛在增長率的分化會非常明顯,東中西產業結構的構成和變化非常顯著。東部地區更多產業在轉型升級,大規模的投資階段已經過去,中西部以城鎮化為主線的增長潛力還比較大。這種分化的格局意味著東中西三個區域需要采取不同結構性的政策。
馮奎:城鎮化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舊城改造型的,另一類是建新城。無論哪一種,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功能的升級換代,對于基礎設施都有需求,而城鎮化過程中,這么多人生活在城市面臨著資源、能源等問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會進行綠色、環保和循環等方面的改造,或者直接上生態系統,也就是說對于環保綠色行業是利好,這方面會有投資機會。另外,無論是從靜態還是從動態的角度看,城鎮化推進過程也會伴隨產業的整體升級和轉型,過去以工業以主導的城市會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城市。
釋放內需
城鎮化最大的變化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規模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勞動生產力有所提高。
《中國經營報》:相關預測顯示,203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屆時將會有10億人居住在城鎮。大規模人口的流動會帶來哪些投資機會?
陳浩:70%城鎮化率背后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大概新增4億城市人口。這些數據背后我們看到的,確實是非常多的發展機遇。
具體到君聯資本,我們看好消費品行業、現代服務業和醫療健康領域。2011年我國人均GDP為5432美元,消費率48.2%,處于工業化后期水平。國際經驗顯示在這個階段和GDP水平,居民消費通常呈較快速增長態勢;消費品品類眾多,總體上品牌化程度仍然較低,發展空間仍然很大;加上消費品行業相對抗周期性和防御性,仍會是投資行業關注的最重點領域之一。
現代服務業方面,我們看到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過渡的時期,根據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對GDP的貢獻率以及拉動率穩步上升趨近工業,預計未來5年有望全面超越工業;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不斷融合,推動了制造的服務化;服務業內部結構也在不斷調整,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目前以大城市為主要市場,二三線城市也愈發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市場。
醫療健康受益于消費和政策驅動,從消費端來看,消費升級,醫藥行業占GDP比重從5%逐步提高;到2015年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及城市化發展帶來醫療服務需求層次的提高,都說明醫療行業很有發展前景。
滕泰:城鎮化最大的變化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規模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勞動生產力有所提高,與此同時,這些人到城市之后會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從過去那種自給自足的或者內部消化的服務,過渡到現在的社會化解決,他們新增的服務需求旺盛。這對教育、醫療等基本服務產生了需求。這些變化都會帶來很大的機會。當然,地方政府在解決進城人口的教育、醫療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未來政府也將在基礎服務方面加大投資。這也給市場上的一些公司帶來機會。
馮奎:從51%到70%,有幾億新增農民進城從事非農勞動,加上此前已經在城里居住工作,但還沒享受到城市基本服務的人口,這部分人群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城市基礎設施都將刺激經濟。而這群人產生的消費又將有一個乘數效應,包括一些消費結構的變化。如果估算的話,因為每個城市的成本不一樣,有幾萬元的也有二三百萬元的,平均估算的話,將會產生幾十萬億元的實現成本,這些成本意味著需求,意味著投資機會。
多元化發展之路
城鎮化的路徑應該多元化,不應該只靠政府主導這一條道路。
《中國經營報》:目前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生活水平較低,消費能力較弱。未來人口大規模涌入城市,會給政府帶來壓力,城鎮化之路應該怎么走?
馮奎:在城鎮化過程中,確實面臨著體制機制的問題,比如一些城市擴充方面面臨著建制的問題。城鎮化的路徑應該多元化,不應該只靠政府主導這一條道路,其實可以有多種選擇。可以自上而上,政府推動城鎮化;也可以從下而上,自發建立城市,比如在浙江首批27家小城市培育中的蒼南縣龍港鎮,這座小城鎮就是農民自發建設起來的,農民起了主導作用。像這類的經濟強鎮、人口大鎮在城鎮化過程中面臨著建制的制約。城鎮化過程中還有一類是城市邊上的村莊,雖然是村這種自治組織,但是他們已經從事的工作與農業相差甚遠,他們用集體土地蓋工廠、建適合城市人居住的房子。對于這一部分需要機制銜接。目前一些地方的新城建設過程中存在“政府出面,企業投資”的現象,其實這一塊應該公開化,規范化,引導社會資本進行投資,如果不規范化,未來的問題會很多。總之,城鎮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巨大的投資過程,在這當中,政府應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解決人從哪里來,錢從哪里來的問題,建設好城市。
高路易:為了再平衡、升級和維持增長,中國一方面將資源引入新的增長性行業,另一方面推動人口遷移,全方位支持人口形成與城市居民相似的行為和消費習慣。但是,中國在一些方面的改革進展比較快,在其他一些方面卻比較緩慢。比如在農村土地改革領域,地方政府與中央財政關系等方面,地方政府承擔了過重的負擔,比如教育、醫療保險和社保。要解決大規模人口遷移城市,我認為地方政府要承擔這些服務,就需要強勁的可持續性的資金來源,比如持續財政轉移支付或者是房產稅。再看一下當前中國財政體系,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差異很大,有許多專家都建議地區之間的財政再分配,也就是所謂的財政轉移等。中國需要進一步改革,地方政府才能承擔更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