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范 璟

　　實習記者 袁荃荃 河北、北京報道

　　坐擁財富據稱有500億的“鋼鐵大亨”京華創新集團董事長、日照鋼鐵董事長杜雙華，與宋雅紅的離婚官司再進一程。

　　2012年8月29日上午，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衡水中院”）對2001年作出的杜宋離婚判決相關問題進行再審。宋雅紅出庭，杜雙華依舊缺席。

　　“最大的希望就是法院能給我一個明確、合理的解釋，2001年的離婚判決程序違法，包括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實體內容漏洞百出，為什么還能生效？”宋雅紅說。而對于財產，她說雖然有權要求按50%的份額進行分割，但自己的胃口并沒有那么大，也自知并無杜雙華那樣的經營才干，如果自己真要求并拿到50%的份額，那杜雙華的企業也別干了。言語中，求得一份保障多于錙銖必較。

　　但過去的判決與她的期待懸殊巨大。2001年的判決中，宋雅紅獲得的資產不足百萬元，2008年的胡潤富豪榜上，杜雙華身家350億元人民幣，2011年媒體估值更是達到500億之巨。

　　法庭上，杜宋雙方圍繞著原案件審理中的婚姻效力、財產時間點和范圍的認定、管轄范圍等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杜雙華一方申請了不公開審理。

　　杜雙華的兩位代理人——劉姓律師和杜的表哥——對記者再三沉默。宋雅紅的律師、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陳旭則轉述，法庭曾建議雙方調解，但未果，目前雙方仍在等待判決結果。

　　離婚裁定有效性之爭

　　杜宋離婚案可謂是迄今國內訴訟標的最高的離婚案，且一波三折。2010年9月，宋雅紅向海淀區法院提起離婚訴訟，但杜雙華一方提交了2001年河北衡水市中院的一份離婚判決。其后雙方對判決書的效力發生爭議，2010年11月，衡水中院啟動了再審程序。

　　再次開庭，原離婚判決是否有效依然是爭議焦點。衡水中院認為此前判決已生效，再審只審理財產糾紛。其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183條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關系的判決，不得申請再審。”

　　“開庭伊始法官就說，法院決定婚姻效力部分不再審理，僅審理當年沒有解決的財產部分。”宋雅紅代理律師陳旭轉述。

　　但在宋雅紅一方看來，(2001)衡民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下稱“衡水中院14號《判決書》”）的判決存在多處硬傷，由此質疑判決的有效性。比如，未經合法傳喚、留置送達、委托送達等程序，在受理案件三天后即直接決定公告；涉及兩個北京市民的案件，由無案件管轄權的衡水中院審理；案件實體內容上，宋雅紅的名字、杜雙華的出生日期出現錯誤等。

　　此后，杜雙華一方向衡水中院申請更正判決書中的錯誤，并由衡水中院啟動了再審程序。2010年10月，衡水中院裁定，將判決書中的錯誤一一更正，并于當年11月4日又出具了一份民事裁定書，稱該判決確有錯誤，“此案由該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的執行”。

　　由此陳旭律師認為，重審并非雙方當事人提出，而是衡水中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77條“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再審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之規定依職權提起的再審。

　　這一觀點得到了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芳律師的認同。王芳說，涉及身份關系的離婚判決如確有錯誤，可以進入再審程序，其渠道包括最高院提審或指定某法院再審等五種。“雖然男女方自己不能申請再審、要求重新審查離婚判決中解除身份關系條款的效力，但其他渠道對于確有錯誤的判決，均可以進入審判監督程序。”

　　如果此前的離婚判決有效，宋雅紅將不得不按離婚后財產糾紛進行另訴，走這一程序更為不利。“這么大的訴訟標的，訴訟費將是天文數字，女方無法承擔。”陳旭分析，且舉證責任也會不同，普通的離婚案法院進行調查舉證，而離婚后財產糾紛案中上訴人負有舉證責任。

　　可分割財產界定

　　如果2001年的離婚判決不被撤銷，那么夫妻共同財產是1988年結婚到2001年間的夫妻共同所得；如果被撤銷，則是1988年至2012年的共同所得。

　　據媒體報道，杜雙華的財富主要來自2000年后至今，所以衡水中院能否對離婚身份關系進行再審至關重要，也意味著離婚財產分割總量有天壤之別，可能差距數百億。

　　即使退一步，2001年的離婚判決有效，雙方對于可分割財產的界定也大相徑庭。

　　上述衡水中院14號《判決書》顯示，雙方被查明的財產僅包括1993年購得的北京市房屋兩套，總價120余萬元；1997年購得的桑塔納轎車一部，價值15萬元；以及部分生活用品。原、被告無債權債務。

　　但宋雅紅一方認為，杜雙華的財產遠不止這些。“包括1992年成立的一家制管有限公司，1993成立的京華焊管總廠，此后成立的京華制管有限公司、京華創新集團、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份，以及由京華創新集團全資投資日照鋼鐵而產生的收益及股權價值，都應該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陳旭說。

　　公開資料顯示，1993年杜雙華在老家河北衡水創辦了衡水市京華焊管總廠，年產值80萬，2002年改制為衡水京華制管有限公司。2001年開始，杜相繼在唐山、包頭、萊蕪、廣州、四川等地成立了制管公司，并在2003年將這些公司合并后成立了京華創新集團，注冊資本2億元，2005年產值100億元。2003年，杜雙華通過京華創新集團出資創辦了日照鋼鐵控股，后者曾實現半年銷售收入662億元、利潤49.67億元的記錄。

　　工商資料顯示，1993年3月成立的三河市京華鋼管總廠注冊資本390萬，杜雙華占100%的股東權益。1992年4月到2001年4月，杜在衡水京華焊管總廠（集體企業）擁有97.5%的股東權益，2002年改制為衡水京華焊管總廠（私營企業）后享有約70%的權益。

　　陳旭估算，僅此兩家公司，杜雙華在歷年利潤分配及改制過程中，就有4000多萬元的收益。此外，鑒于目前企業仍在經營中，宋雅紅有權要求分割該股權50%的份額。

　　陳旭說，最關鍵的是，2003年2月京華創新集團成立，杜雙華持股67.9%（直到2010年杜才轉讓部分股權，現在仍持有12.5%），該公司歷年來分配的利潤有數十億元之巨。

　　“一系列由原資產進行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資所產生的收益，我們認為都應該進行財產分割，即便離婚是在2001年的時點。”陳旭說。

　　杜雙華2001年的一封公開信也側面佐證了2001年前資產積累：“1990年，我下海從北京到三河做起了鋼材加工業務，三年間經過重重磨難積累過千萬。這是我掘到的第一桶金。”其后以此為基礎，他開始了事業的騰飛。

　　但這一切都不在2001年判決的財產界定范圍內。

　　此案的特殊情況是，離婚后分割的主要財產是公司股權，而非不動產或存款、股票。

　　離婚后對未分割的公司股權再次分割時，其價值如何衡量？“目前最高院司法解釋對一這問題沒有專門的規定，但可以參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婚姻家庭糾紛若干問題的意見》（2007）第8條。”王芳律師說。

　　該條款規定了關于離婚后財產糾紛中財產價值的確定規則：審理離婚后的財產糾紛，財產的價值應區別不同情況予以確定：若屬于雙方約定或法院判決不予處理的財產，財產價值以處理時的市場價值確定；若屬于一方隱藏、轉移、變賣、毀損的財產，財產價值可適用“就高”原則，即離婚時財產的市價高，以離婚時的確定；處理財產時的市價高，以處理財產時的確定。

　　王芳律師認為，在夫妻共同所有的股權真正分割以前，其股權的財產性權益一直為夫妻共同共有，即離婚后雖然夫妻身份關系解除了，但夫妻共同共有股權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另案分割股權時；像杜宋案典型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應以處理時的股權價值為分割依據。

　　但她同時提示，對于公司股權分割時對其價值的衡量，從財務指標來看，是杜或宋個人名下公司股權份額所對應的企業凈資產額，包括資產與負債，需要專業的會計事務所評估后才能得出結論，應沒有媒體說的那么高的財產分割數額。

　　一位日照鋼鐵的高管曾對媒體表示，杜宋離婚已成既定事實，離婚時雙方財產也與日鋼包括后來遼寧營板的股權沒有任何關系。

　　這或許也可代表杜雙華一方的觀點。宋雅紅曾告訴記者，“我知道，他一定不愿意讓我平分財產，因為他覺得那是他辛辛苦苦打下的家業。”

　　但杜雙華也并非“一毛不拔”。其公開信中稱，曾支付過女方上億元的費用，現今負責兩個孩子的撫養。

　　“之前，杜雙華對孩子并不是很上心，現在好多了，會教大兒子管理公司的經驗，怎么談生意，也會和孩子們去跑跑步、聊聊天，吃個飯，他開始把親情看做第一位。”宋雅紅說。

　　經歷了這一切，宋雅紅倒是有了一些新的思緒，愿意接受調解。“事情到這個地步，我們雙方都是有責任的。”采訪末了，她輕輕地念叨了一句：“對女人來講，最大的幸福也許就是回歸家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