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導報記者 時超

　　 外匯占款減少、通脹水平下降，本應令央行的騰挪空間變大，手段更為豐富。然而，在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近期卻僅使用逆回購這一工具，將“降準”束之高閣，引來市場諸多猜想，“中國版的量化寬松政策（QE）”即成為各界熱議的一大焦點。

　　外資流出缺口待補

　　 21日，央行在公開市場以利率招標方式分別展開了1500億元7天與700億元14天逆回購操作，資金投放達到2200億元，再次創下單日逆回購量歷史新高。

　　 “央行在流動性調控中運用的手段變得更加靈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軍對經濟導報記者表示，與近期熱議的“降準”相比，央行選擇逆回購操作，更易于精細化調節市場資金面，利于對宏觀經濟的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巨量逆回購再次打擊了市場“降準”情緒，不過此舉反而更加刺激了市場的想象力。市場人士猜測，央行遲遲沒有降準降息，或因其將準備通過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的方式，加強基礎貨幣投放，達到量化寬松的效果。

　　 “政策上來講，確實有空間。”張軍說。從今年開始我國外匯儲備多個月份出現負增長，“熱錢”流出跡象明顯。而過去10年，外匯占款一直是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最重要的渠道，央行曾頻頻通過發行央行票據與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進行對沖。“所以在外匯占款增量顯著下降的情況下，央行需要另一種渠道來保證基礎貨幣投放的穩定。”

　　 在傳統貨幣銀行學中，除了購買外匯，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渠道還有三種：一是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國債；二是向金融機構發放再貸款；三是購買黃金增加黃金儲備。相比較而言，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是發行基礎貨幣最常用的渠道。

　　 “當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是對沖外匯占款減少的一種辦法，但是降準本身也會帶來一定負面影響，比如下調將一次性釋放大量的長期資金，不利于對流動性的管控，也不利于對房地產等中央重點關注行業的調控。”張軍表示，從7月份外匯占款環比減少的數據公布后央行沒有立即動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可以看出，央行對于流動性供應渠道和方式的考量已經發生微妙變化。

　　有市場分析人士表示，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債是目前國際上公開市場操作最主要的工具，如美國主要是通過吞吐國債來實現基礎貨幣的投放。如果中國轉向國債，實際上是回歸常態，可以使央行貨幣政策變得更為“主動”。

　　尚需諸多考量

　　數位專家對導報記者表示，中國“穩增長”需要保證基礎貨幣的穩定增長，而這一點不能僅僅依靠逆回購一種手段，即便是目前央行已經連續8周通過該方式向市場投放了上萬億元資金。

　　其直接體現就是在21日央行巨量逆回購之后，市場資金利率差反而呈現走高局面，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全線上漲，各品種漲幅在17基點左右。

　　“從季節性規律看，8月并非是資金面最為緊張的月份，9月才面臨最嚴峻的考驗。”申銀萬國(微博)分析報告稱，央行將在三季度末面臨更大的調控壓力。

　　 “國內通脹水平下降，央行的空間應該更大，但現在看來，央行考慮的卻更多。”中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平向導報記者表示，從央行公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看出，全球經濟去杠桿、再平衡、外需持續疲弱、經濟總量已經較大等問題均在其考量范圍內。“所以現在的調控反而顯得更加謹慎。”

　　鄭平認為，與降息、降準等工具相比，逐步打開央行進入債券二級市場渠道，保證基礎貨幣增量，是一種可以嘗試的較為溫和的辦法。而從目前的《商業銀行法》等規定看，貨幣政策工具中，央行確實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其他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不存在進入障礙。

　　不過，接受導報記者采訪的專家也表示，中國QE猜測與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相比，有較大區別，不能一概而論。“美國的債券市場規模巨大，較為成熟，中國的債券市場存量較小，最近才開始擴容。”鄭平表示，雖然今年7月份的數據顯示國內債券增長3000億元，逼近5300億元信貸增長，但是依舊存在種類少、容量小、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讓央行草率的進入，必然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同時，鄭平表示，金融危機后中國貨幣增量過快，即便到目前為止，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依然偏高，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仍然需要控制基礎貨幣的增速，所以即便央行可以購買二級市場債券，也不會達到美國QE1、QE2的水平，市場不應過多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