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中央政治局年中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定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這一背景下仔細觀察各地方政府再次紛紛出現的高漲的投資熱浪，除了需要警覺和質疑，或需更多地進行理性分析。盡管有輿論擔憂地方試圖依靠規模過度龐大的投資計劃刺激經濟可能會造成更多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并可能給經濟的長期發展蓄積更多風險，而不為子孫后代長遠大計考慮的發展思維，或將導致為整體經濟的未來預設災難性后果，但如果地方政府推動增長的思路能夠從“保短期增長”向“保長期增長”轉變，則中央“促進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政策目標就應有望真正得以落到實處。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張占斌教授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從積極的角度看，各地政府如果能接受過去的一些經驗和教訓，能夠將投資用于對國家和地方發展起支撐作用的重點項目上，或者用于一些與民生有關的項目上，或者用于解決三農發展瓶頸問題的一些項目上，應給予大力支持。各地的投資沖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好并且把握好節奏，則無論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長遠發展，都應可出有益之舉。如果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只為保眼前政績，而不考慮長遠，則可能最終會導致風險和問題發生，這的確需要輿論給予關注、提示與警醒。

　　鼓勵多出有益

　　長期增長之舉

　　 《華夏時報》：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們已經看到多個省份把擴大投資當做“強心劑”，出現新一輪大膽投資的熱浪，試圖拉動經濟增長。無論對于地方經濟還是對于整體經濟，這都意味著一個怎樣的景象？如何理解學界出現相關的批評意見？

　　 張占斌：由于受國際大環境的牽連，加上本身需要轉型升級和產業轉移，國內經濟暫時處于下行態勢，目前是否下行到底，尚難判定。因此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一直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許多中央領導分赴各地調研，很注重一些經濟數據的分析和一些專家的判斷。各省份也希望通過努力，為穩增長做出貢獻。由此來看，適當加大投資也是必要的。

　　 任何投資都具有兩重性。如果繼續走過去那種粗放型投資的道路，繼續投資那些不注重節約的、產能落后的項目，可能帶來一些學者所說的災難性后果，極其不利于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也極其不利于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刃上。因此，學界出現相關的批評意見是可以理解的，這些意見都是善意的提醒。

　　 而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觀察，在一定時期內，投資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仍然擔負著很重要的使命，外需和內需在一定時期內可能還難以蓋過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從中國這么多年來的經濟走向看，由于畢竟尚處于發展中階段，很多地區很多領域仍然缺少投資，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等，包括北京最近的一場大雨所暴露出的問題，說明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還有很多欠賬。

　　 但如果投資沒有經過嚴格論證，也沒有用在最需要之處，而完全是為了GDP，落后產能并不加以淘汰，甚至保護落后，為地方局部利益影響國家整體戰略的布局和實施，這確實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后遺癥。

　　 從積極的角度看，各地政府如果能接受過去的一些經驗和教訓，能夠將投資用于對國家和地方發展起支撐作用的重點項目上，或者用于一些與民生有關的項目上，或者用于解決三農發展瓶頸問題的一些項目上，我認為應給予大力支持。各地的投資再沖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好并且把握好節奏，則無論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長遠發展，都應可出有益之舉。

　　 如果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只為保眼前政績，而不考慮長遠，則可能最終會導致風險和問題發生，這的確需要輿論給予關注、提示與警醒。

　　不能只為眼前

　　保增長就什么都干

　　 《華夏時報》：客觀地說，面對當前需求萎縮和產能過剩，地方推動穩增長須如何有效發力？

　　 張占斌：這個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年來一直有思考。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不是單純為保GDP而GDP，而是在追求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上多下工夫？

　　 現在各省份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并不低，很多都超過15%以上，所以有人說，實現整體經濟增長7.5%或所謂保8的目標，根本不用擔心，一定能完成，盡管這其中可能有虛假的GDP,黑色的GDP，等等，但無論怎樣，增長目標都能完成。因此，我們一定要在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上多下工夫。

　　 首先，即使需要適當降低速度，也要在產業提升上、科技創新上加大投入。

　　 其次，在民生項目上，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還有很多事情可做。許多城市在地鐵、機場等改善城市交通或在排水、防洪防澇等基礎設施建設上，都有很多投資空間，但這些投資都需要經過嚴格論證和預算監管。這些投資對于改善民生，對于提供經濟增長的長期支撐，都十分有益。

　　 第三，圍繞著解決進城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可能還需要政府投資。比如在住房、社保、醫保、教育等方面，政府可能還需想辦法為他們盡快提供更多支持。這方面工作做得好，也有利于社會穩定。長遠來看，也會對經濟增長給予很大支持。

　　 第四，人們常說現在是中國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有了工業化和服務業做支撐，城市化就會走得更快更遠。而且我認為，在應對全球危機中，中國的城鎮化可能是中國人手中的一張大牌，這張牌如果用得好，可能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大為有益。所以，如何提高城鎮化質量，如何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通過創新、通過土地資源的有效使用，讓城鄉居民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擴大內需和經濟結構轉型，都十分有益。

　　 我們看到，各地方政府對于推進城鎮化，都很感興趣。但有的地方政府可能只是片面理解，過多地盯著農民手中的土地，想著如何以較低的價格弄過來，使得政府手里有更多的土地出讓金。這里面需要平衡政府、市場與農民的利益關系，而不能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過去有些地方政府憑著政府的強勢，甚至有個別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合謀，對農民土地的征用不很規矩，至少在一些程序上不很規矩，補償款也不到位，既存在拖欠，也存在額度不夠等問題。在整個城鎮化過程中，這類問題解決得好，對于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潛力很大。你想，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城，將創造多少消費需求？

　　 所以，地方大規模投資對于長遠問題，要有預見，而不能只為眼前保增長就什么都干，不能造成新一輪浪費。

　　警惕投資轉彎

　　進入房地產領域

　　 《華夏時報》：有分析認為所謂地方版的“4萬億”，多是大規模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中國經濟“短期反彈、中期平穩”，值得期待。您怎么看？

　　 張占斌：地方投資現在是否有4萬億或者可能超過4萬億，目前還不好說。地方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但基礎設施分類很多，各地情況不一樣，所處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很大投資空間。這對于經濟短期增長有好處，對于中長期發展也能看到影響。

　　 《華夏時報》：地方大量投資會引起通脹問題嗎？如何避免？

　　 張占斌：短期來看，還不存在太大通脹壓力，如果資金流向上處理得好，也不會形成太多通脹壓力。但如果投資取向轉個彎又進入房地產等領域，或進入日常消費品領域，則有可能帶來通脹壓力。中長期看，在穩增長和抑通脹之間需要維持平衡。

　　 《華夏時報》：您認為目前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和償付風險究竟有多大？地方政府如何避免因出現風險而被拖進財政漩渦？

　　 張占斌：中央政府過去并不允許地方發債，前幾年開了個小口，部分省市經過中央批準，中央代發債。但地方政府在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很多招數，變相地也有一些債務，無論或明或暗，這些或有債務將來都是問題，可能引發償債風險。中央政府對此方面問題很關注，并不希望發生嚴重的債務問題，更不希望發生惡性的債務違約問題，定期組織有關部委等相關方面加以監督。但現在城鎮化處于大發展階段，地方民生改善也需要錢，所以有些地方政府想方設法獲取資金以加快發展。這其中涉及到如何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來考慮問題。如果頭腦發熱，都大干快上，都把問題往后推，可能存在風險。積累到一定時候，甚至風險會很大。所以，需要提醒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理性態度。

　　 《華夏時報》：在巨額的地方債壓力還未完全消解之時，若再次大規模舉債，地方政府能有哪些融資渠道？

　　 張占斌：他們無外乎通過組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銀行獲取部分資金；或經中央政府批準代發一些債；還有部分資金來源于土地出讓金；也有一些非稅收入等等，但主要獲取資金的途徑可能還是通過銀行貸款。所以，如果地方政府從銀行貸款過多，銀行也面臨風險。因此，銀行也須通過加強內部監控，適當地按規律辦事，保持一定的警惕。

　　穩增長有八項改革

　　要加快進行

　　 《華夏時報》：從地方頻現大規模投資的角度觀察，實現從“保短期增長”向“保長期增長”的轉變，需要進行哪些變革？

　　 張占斌：首先，我們看到，地方負責官員任期較短是個問題。

　　 此外，過去選拔干部較多看重GDP，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這是顛撲不破的標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轉變確實需要有個過程，其中一方面是思想觀念上要加強正面督促、約束和提醒，也就是科學發展觀仍須反復強調，另一方面對于有關部委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還需采取一定手段堅定不移地加以執行，而不能因為經濟困難或轉型很痛苦，就有所放松。

　　 第三，在官員選拔考核機制上，要進一步研究使之更加完善。官員考核機制并非指標越多越好，當然也并非越少越好，而是如何更加合理適用，讓大家心服口服。也不能讓老實人吃虧，如果一個官員在一個地方總是搞青山綠水，經濟總上不去，對這類官員的考核指標如何定？傳統的指標其實應有所改變。

　　 第四，要改變這種狀況，可能也須考慮改變傳統的投資政策，使之更多與民生或與國家緊缺的瓶頸性問題突破的項目相聯系。

　　 第五，各地方對于經濟發展速度要有正確認識，要從經濟的長周期規律考慮問題，太急太快一定是耗費資源、不可持續的。

　　 第六，政府對于民眾收入分配調整政策的改革方案需要進一步加快落實。

　　 第七，財稅改革上，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需要進一步平衡和加以完善。

　　 第八，要將稅收手段運用好。房價一直在上漲，無論如何壓制都難以真正奏效，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預不是長久之計。因此，醞釀多年的所謂物業稅或房產稅要設法開征，雖然可能有技術障礙，但這難道比打江山還難嗎？

　　地方政府應做穩

　　增長的推動力量

　　 《華夏時報》：未來一段時間，從開辟中國經濟穩中求進良好局面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會否成為穩增長的主力？

　　 張占斌：應當說，地方政府是穩增長的積極推動者，而不應成為主力。但各地方政府在理解中央政府的政策上，可能會存在差異，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可能會加入各自的特殊性在其中，有些很可能有利于穩增長，有些則可能不利于穩增長。地方政府應該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更加理性地看待前進中的問題和壓力，將其看成是實現轉型、調整社會關系的一個重大機遇。如果將增長節奏放慢一點，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程序上更合規一些，就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未來就有可能使經濟增長得更好。

　　 從這個意義上看，地方政府在穩增長上有很多事情可做，如果做得好，就是穩增長的推動力量。如果繼續走老路，繼續片面強調GDP，那可能真的是破壞了中央政府的整個戰略布局，甚至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比如造成地方民眾上訪、鬧事者增加等。這是需要提醒和避免的。

　　 總體來看，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地方政府也很著急，這個心情與中央政府的心情基本一致，怎么將增長穩住，不出現太大波動，這是目前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大家共同討論，尋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關鍵還是要按科學發展觀辦事，對這一思想的貫徹仍要加以體現。

　　 此外，越是困難的時候，各地方越是要加強改革創新，越是要破除障礙，解放生產力，而不能都等著中央的頂層設計。地方要更多地創造和積累改革的經驗，一些好的經驗最終可能會形成中央政策，這樣上下齊動，就能推動改革的深入，推動體制創新的深入，就會有益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