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金融界，上些歲數的人都知道這位67歲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楊嘉興。一提到溫州改革試點，他便興奮不已。楊嘉興現在日思夜想的是，如何才能辦一家完全意義上的民資。

　　楊嘉興在寫給政府部門的申請上，將銀行的名字被暫定為“溫州農村發展銀行”。他每天忙來忙去，張羅著募集發起人。6月26日，楊嘉興在他的辦公室里迎來了幾位來自杭州的來訪者。

　　浙江涌金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發展研究部總經理池靜，介紹自己前來的目的，“一些國營的銀行或者一些商業股份制銀行，在業務的拓展上不是太靈活，特別是可能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顧及小微企業，我們從小企業起步，從非常微小的企業起步，剛開始的時候并沒有多少的東西可以抵押給銀行融資，那么我們作為民間的，純民間的民間的資本的銀行，我們就是為小微企業服務的銀行。所以我們公司就是沖著這個，董事長派我過來的。”

　　池靜還表示，此次不僅是來談入股的事宜，更是想作為主發起人之一介入。

　　建立一家民資銀行的構想在楊嘉興心里醞釀多年，他告訴記者，溫州金融改革也許會給他的銀行夢一個實現的機會。

　　在上世紀80年代，開放的溫州，迎來了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溫州人賺來的錢很難及時存到銀行里，銀行門口排起了長龍；另一方面，溫州繼續發展的小企業根本無法得到貸款。為解決這兩個問題，楊家興決定試一試。當時，楊嘉興創辦了全國第一家民營金融機構溫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

　　在當時的情況下，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興辦金融機構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連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也驚呼：“中國銀行業國有的穩固地位出現了裂縫。”

　　關于當時的困難，楊嘉興給記者講了許多，“開業的早兩天，人民銀行來了兩個科長，監管科的科長，他說楊嘉興，這個不能辦的。而且我聘請的一些退休的人員他們也都走了。他說你這個做不好會坐牢的。當時有些股東也動搖了都退股了。”

　　在艱難的堅持中，楊家興的信用社最終不負眾望，做得風生水起，吸收公眾存款，再放貸給經營狀況良好的區街企業。第一個月就吸收存款100多萬元，第三個月就開始全面盈利，規模最大的時候業務量接近1億元。

　　30年后，6月24日，楊嘉興和參股人召集有意愿參股民資銀行的企業，進行了一場“創辦民間金融機構研討會”，記者注意到，這次研討會實際上是一次民資銀行的發起籌備會。這次“辦銀行”的籌備會，吸引了溫州30多家有實力的企業代表參加，宣布了20個億的籌股計劃，向參會企業發放了股權申請登記表。柯五一是溫州溢香廳酒店管理集團的董事長，他告訴記者，他之所以積極參與民間銀行籌建。一個是讓自己的企業富余的資金找到一個投資渠道，一個是為自己企業以后發展融資做個保障。不過他抱怨說，現在的大型商業銀行貸的款門檻太高了。

　　6月26日下午，楊嘉興決定和當年一起創辦信用社的老朋友蔡兆清把設立銀行的申請遞交到政府的相關部門。楊嘉興焦急萬分，如果溫州不做，其他地方可能會先去嘗試了。

　　據了解，溫州的民間資本已經開始躍躍欲試，想進入銀行業的不僅僅楊嘉興一家，積極籌備的中的還有溫州在外地的12家商會，義烏商會也信心滿滿要發起一家立足溫州輻射全國的“溫商銀行”；溫州在外商也摩拳擦掌，想發起一家“華僑銀行”。雖然還沒等來民資是否可以獨立發起民資銀行的明確說法，但這些民資銀行都已悄然籌備多日。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告訴記者，溫州金融改革不是辦幾家銀行那么簡單，要解決即成本高、稅費高、融資難和投資難的“兩高兩難”的問題，需要建立多層次的金融服務機構。在2012年5月26日，銀監會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并提出加強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支持。但關于民資是否可以獨立發起建立銀行，在政策上和實際操作上都還不明確。

　　一面是民資需要出口，一面是中小企業遭遇資金難題。要么把錢存銀行，要么把錢放高利貸。給民資找到一個規范安全的出口，這是溫州金融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給缺少資金扶持的中小微企業搭建一個安全的融資平臺，這是溫州金融改革面臨的問題。

　　而關于溫州有多少民間資金，社會上說法不一。有說6000億的，有認為有8000億以上。、溫州市金融辦提供的數據顯示，經過人民銀行、銀監、金融辦等多部門的調查摸底，溫州民間資本大約在6000億左右。目前，《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下發，民間資本進入銀行的堅冰開始融化，商業銀行、村鎮銀行受到資金的追捧。

　　黃建勤是鷗海恒隆小額貸款公司的總經理，他經營的這家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金是兩億元。按照相關監管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可以按照注冊金50%的比例向銀行貸款融資，這就意味著這家小貸公司可以用于放貸的資金最高是3億元。黃建勤告訴記者，小額放貸公司的房款利息上限是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

　　黃建勤覺得小額貸款公司難以擺脫的是身份的尷尬，他是金融服務企業，他的金融屬性使得金融部門的監管更加嚴厲；作為企業，小額貸款公司必須繳納較高的費稅。他算過一筆賬，他的小貸公司去年繳納的稅費就占到了營業收入的四分之一。

　　據了解，目前在溫州象鷗海這樣的小額貸款公司共有28家，放貸總額在110億元左右。溫州市的小額貸款公司成立三年中，繳稅總額在6億元左右，2011年小貸公司就繳納溫州市財政的稅金就有4億多元。

　　而早在2011年11月，溫州市政府就做出大力發展小額信貸公司的決策，希望實現“大銀行從事資金批發，貸款公司從事資金零售”的資金服務模式。計劃在三年內發展小額貸款公司120家，注冊資本總額將會達到800億元，實現城鄉的全覆蓋。國務院在批復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12項意見中，允許“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為村鎮銀行”。

　　按照金融法規和政策，小額貸款公司轉成村鎮銀行后，可以吸收公眾存款，資金的放大比也會增大到10倍，這就意味著2億資本金所能撬動的資金約為22億。這一點對小額放貸公司的誘惑巨大。然而政策的閘口放寬之后，溫州小額貸款公司向“村鎮銀行轉制”的愿望并沒有外界預期那么強烈。

　　盡管此前的5月26日，銀監會正式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將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為15%，依然激發不起小額貸款公司轉成村鎮銀行的熱情。在黃建勤看來，小貸款公司最高可以把錢放到1分9厘，面向三農的村鎮銀行貸款月息在6-9厘之間，效益相對較低。更重要的是，小貸公司的老板們不愿意股權控制權讓給作為發起者的大型金融機構。

　　盡管民資投資金融業的玻璃門已經打開，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村鎮銀行無人喝彩。主要的問題還是出在吸收存款能力弱，擴張規模難度大，民間資本進入村鎮銀行覺得不劃算。

　　而歷史上，民間資本在金融業的嘗試從未停歇過。

　　《后街金融》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述：“在很難獲得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80年代，作為中國經濟奇跡立柱的私營企業主是怎樣籌措資金的？”通過走訪大江南北的“個體戶”，這本書的作者蔡欣怡給出了答案“私營企業主依靠的是非正規金融活動的百花齊放……從臨時的民間借貸和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的行業信用到更加制度化的機制，例如信貸互助會、基層信用社，甚至是提供全方位服務但卻未被認可的私營銀行”。事實上，民間資本在金融領域的嘗試從未停止過。”

　　1970年代末，由民間集資建立的合作金融組織—城市信用社在全國如雨后春筍般冒出。

　　1993年，第一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啟動；年底，央行停止對新的城市信用社的審批，此時的城市信用社在全國范圍內已有近4800家；

　　1999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禁止“銀行高息集儲、社會非法集資和任意的金融活動”；同時，國家對城市信用社的“收編”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開。

　　自2006年銀監會放寬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后，村鎮銀行應運而生。在2012年全國村鎮銀行論壇，記者了解到，在多數村鎮行中，民間資本的占比已經不小。不單是村鎮銀行，很多的地方性商業銀行，也早已向民資敞開大門，其中還不乏民營資本占據大股東地位的。

　　1995年，部分地級市開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礎上組建城市商業銀行。晉商銀行就是改制后也應運而生的一家城市商業銀行。改制過程中，民間資本悄然入股，其持股比例也在幾次股改中穩步攀升。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城鎮商業銀行中，民間資本分別達到了42%、54%的占比。

　　2012年5月28日，銀監會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在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原先的20%降到15%，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投資。晉商銀行和河南村鎮銀行行長認為，這樣低的比例是沒有很大的實際意義的。

　　目前，在我國，民間資本仍不具備繞開發起行，直接建立銀行性質機構的資格。社科院曾剛告訴我們，這主要歸咎于銀行業的高風險性，而在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我們過去的銀行的這個風險的劃界，幾個銀行的風險的劃界，壞帳的剝離，這都是財政部介入的，然后注資也是先后是財政部、中央匯金等等，它就是，國家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隱性的擔保。”

　　高風險的行業似乎理所應當地蘊藏著高利潤，專家指出，民營資本若抱著如此心態“趕集”進場，則可能帶來不好的后果。單純按照所有制界定入行門檻也并不公平，銀行業的風險性是客觀存在的。

　　所以專家建議，在制度設計層面可以通過“先行先試”的方式，推動金融體系的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

　　半小時觀察：

　　在近幾年的金融工作會議上，深化金融改革一直最吸引各方關注的。多年來，金融業始終以國有資本為主導，民間資本難以進入，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無法通過正規渠道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的民間資本閑置。這些有著逐利沖動的民間資金，因為游離于正規的金融體系之外，什么掙錢炒什么。今天炒房，明天，不時引發市場的波動。銀監會此次針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公布具體措施，將對這些常常顯得精力過剩的民間資本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讓這些資本市場上不安分的群體有了合理合法的去處。既方便了監管，也平穩了市場。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還處于探索階段，技術上能否做到風險可控，運營上能否作到良性運轉，無疑還在考量著管理部門的智慧。看來，要真正做到讓出資人贏利、讓實體經營獲益、讓金融產業健康有序，還需要政策設計者做更多的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