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升

　　6月27日，國家計生委發布消息稱，該委近日將派出10個督察組，赴19個重點省(區、市)進行督察，重點督察和糾正基層在社會撫養費征收等環節存在的問題。

　　此前，陜西鎮坪縣懷孕7月的孕婦馮建梅因未交4萬元“保證金”，被鎮坪縣計生部門強制引產的事件，引起了各方質疑。6月26日，陜西省安康市就引產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做出通報，認定鎮坪縣計生部門違反了國家及陜西省人口計生部門關于禁止大月份引產的規定，其要求馮建梅及其家屬交納4萬元“保證金”的做法也無法律法規依據。

　　同在當日，國家計生委就立即召開人口計生依法行政督察動員會，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要求，要指導基層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依法開展計劃生育技術服務，落實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

　　所謂社會撫養費由來已久，上世紀80年代初期被稱為“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極個別省份改為“社會撫養費”，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到了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地規定下來。

　　對于數十年來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數額，目前尚無法獲得具體數據，不過，這批資金的去向一直成謎。

　　長期關注計生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陳萬志此前接受官方媒體采訪時介紹，從這些年的情況來看，社會撫養費還是比較規范的進入了地方財政“池子”統一支配，每年也接受審計，“但要把社會撫養費的具體使用情況拉一個清單出來不太容易講清楚”。

　　督察社會撫養費征收

　　解釋，是因為“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在實際操作中，2002年出臺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計生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計生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

　　人口學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左學金認為，這些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實際上賦予了地方政府太大的自由裁量權，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也加大了民眾負擔。

　　即將掀起的這輪整頓基層社會撫養費征收、落實避孕節育措施的風暴，正源于陜西省安康市鎮坪縣馮建梅大月份引產事件。

　　6月26日，陜西省安康市就引產事件做出處理決定，7名在馮建梅被強制引產事件中負有責任的地方官員被處理，其中鎮坪縣人口計生局局長江能海、曾家鎮鎮長陳抨印被撤職。

　　這起事件發酵出對個別計生部門粗暴執法的質疑，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步轉移到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的質疑。

　　作為全國計生工作的主管單位，國家計生委決定成立督察組進行督察，據本報了解，國家計生委于6月26日下午專門召開人口計生依法行政督察動員會。

　　不過到本報截稿時為止，尚不清楚19個重點省(區、市)的名單，外界普遍認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和高度發達地區可能是督察的重點。

　　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在此次會議上表示，要加強日常管理服務，不搞集中突擊活動，從源頭上預防粗暴執法、行政侵權問題的發生。

　　顯然，此次督察或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部分地區社會撫養費征收亂象。

　　為何征收社會撫養費？根據官方

　　征收資金去向成謎

　　按照國家計生委的要求，督查組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指導基層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即征收和使用分開的原則。

　　然而，現實中是否嚴格落實值得關注。

　　公開信息顯示，2009年，四川內江市縣(區)兩級審計機關對所轄5個區縣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進行專項審計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的問題較突出，全市4個區(縣)共有11344.07萬元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直接在預算外財政專戶中使用。

　　《山東省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則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應當全部用于計劃生育事業，省、市地、縣(市、區)三級計劃生育部門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這意味著社會撫養費85%的使用權歸縣級計生委，具體怎么使用則難以求證。

　　陳萬志說，目前社會撫養費由縣一級計劃生育部門出具書面單據，委托鄉鎮、街道征收，按規定要進入財政預算資金管理，但各地執行有偏差，在北方一些地方返還高達90%。

　　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有跡可循的社會撫養費，分別為2009年浙江省公布的8.94億元，以及安徽省2010年公布的8.45億元。除此之外，很少有這筆費用去向何方的官方資料，而全國范圍內收取的金額也無從確定。

　　陳萬志則表示說，農村取消收取三提五統、農業稅后，社會撫養費成為村級唯一一項能向農民直接征收的費用，多收少上繳的違規行為比較普遍，出現了收費不開收據、放縱計劃外生育等亂象。

　　因此，其建議加強社會撫養費監管、規范征收行為，首先要解決村鄉財權、事權嚴重不匹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