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東民

　　近日，有報道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建議。筆者認為，此舉的推出還不到合適時機。

　　目前，各地藍領職工均較多存在40歲、50歲“彈性提前下崗”現象，那么所謂“彈性延長”基本只對政府及事業單位有意義。但目前我國大學生適齡入學率已經達到26%，我國單位產值投入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已經為許多發達國家的10倍以上,毋庸置疑，這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之一。因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年輕人的減少，2020年我國大學生適齡入學率將達到36%，現實中單位產值投入的高等教育畢業生會繼續增加，不難預計，大學生就業難現象也會長期持續下去。那么如果近年推出彈性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只會給大學生就業狀況雪上加霜。

　　從全國就業形勢看，筆者近年多次指出，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進入高度老齡化的西歐、日本同時也面對著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最終結果出現的都不是勞動力短缺，相反是綿延至今的棘手的失業增加問題，其基本原因值得中國當前高度警惕。

　　今天中國的老齡化仍附著大量剩余勞動力——企業只利用年輕人而產生的用工荒，才剛剛為40、50勞力上崗提供機遇——經濟已經進入了轉型期。據報道，最近我國制造業用工量與去年相比，已經連續6個月環比下降。目前大量小微企業已經沒有多大利潤空間。

　　從國際產業轉移規律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瀕臨以往日、韓大量拋棄紡織、制鞋等低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階段（目前中國的生產能力可以供給世界上每個人7米棉布、成衣3件、鞋起碼一雙，總體上靠產業升級或內需解決問題的余地有限），但有著1億人口、6000萬勞動力的日本的經濟轉型可以輕易拋棄低附加值產業，在中國則很難想象。

　　對比日本，中國經濟轉型的難點在于，不僅高端產業方面尚無足夠實力，而且用工量大的中低端產業規模空前巨大。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低附加值產業也要面對后來者的競爭。假設經濟成功轉型，中國的高端產業達到今天日本經濟的規模，按日本水平僅涉及6000萬勞動力；即使還能內生出一個美國經濟，涉及的勞動力也只1億略多，那么，我國另外就還有七八億勞動力需要安排。

　　所以說，作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國經濟轉型不是日本、韓國的規模可以比較，在轉型期怎樣走出這種尷尬狀態，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對經濟及勞動就業的影響、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均值得謹慎觀察，退休政策的調整也是如此。

　　此外，對養老金支出的壓力，社會也應有正確認識。目前中國社保支出占GDP僅約6%，遠遠低于發達國家15%~30%的水平，只要經濟平穩發展、避免搞超能力的福利待遇，總體上在相對長時期內，隨著社保的發展，社保支出并無過慮之虞。近年上海老齡化導致社保基金緊張一類的問題, 是上海流動人口（平均年齡非常年輕）未被納入上海社會保障體系情況下出現的問題（上海流動人口占上海常住人口超過40%）。很顯然，上海社保基金問題是我國流動人口權益及戶籍改革問題的另一種反映，類似上海的問題不可能主要靠少數人延長退休年齡來解決，而應主要通過戶籍改革等措施、將流動人口中長期為上海GDP做出貢獻者真正納入上海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

　　總之,筆者認為,退休年齡問題的處理,應依據現實中人口與經濟的真實關系，而不能根據脫離中國實際的老齡化教義去處理，也不能使受益者僅局限在特殊人群中。（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