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忠

　　近日據報道，占電價7.2%的5項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以去年全國用電量近4.7萬億度概算，規模達280多億元，而如此巨額的資金在使用和分配方面卻是一本糊涂賬。

　　當前電價成本除上網電價和輸配電價外，每度電還包括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水庫移民后期扶持、農網還貸等基金，以及城市公用事業和可再生能源等附加。鑒于現行電價中的5項政府性基金等為行政性事業收費（采取價外費形式，由電網公司代收，收支兩條線管理），政府有義務公開其使用和分配情況。

　　然而，縱觀這些附加在電價上的政府性基金，要么屬于電力等相關企業的微觀成本管理范疇，如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水庫移民扶持和農網還貸等基金，要么為政府公共財政管理范疇，如城市公用事業和可再生能源附加。如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等，實乃企業微觀成本借助政府性基金外部化，而該成本應已包含在目前電價成本內，再以政府性基金形式單列出來，一則給人以消費者二次支付企業運營成本之嫌，一則單列成本扭曲了電力系統競爭性框架和競爭邊界，致使企業不愿降低這些被外部化的成本以提高其競爭績效。

　　鑒于此，當前若以強化收支兩條線監管應對政府性基金管控亂象，或許無法撥正航向。殊不知，一則近年來三峽等水利建設和農網建設，火電企業和電網超前投資等，都使電力系統淤積了巨額的政府和企業支出缺口；一則由于電改的主導信念首先是對政府和電企的財務性紓困，這使得名義上的市場化電改，很容易裂變為單純且不愿接受約束的成本社會化，以及市場內部化。如壟斷電企通過不斷釋放和突出成本風險，并窮盡技術促使成本外部化和制造電荒等，致使電價形成機制事實上成為漲價機制；同時電網企業則借助其壟斷地位，拒絕輸配和配售分離改革，并傾向于把售電側的市場化變成了電網主導的內部市場化改革。可見，當前在電力體制改革舉步維艱下，轉向推動居民階梯電價改革，實為避實就虛，其結果將導致電改成本社會化，進而增加經濟社會運行成本。

　　最有效的治理方案應該是徹底取消這些政府性基金，以為電價市場化改革和電力體制改革掃清體制障礙。同時，通過開門博弈，引入更多的利益相關主體參與電改方案設計和監控，突破電力系統主導電改的本位信念，促使電力系統成為權利義務統一的商事主體。當然，開門博弈下電價雖會出現短期上漲，但這可權作是促使既得利益集團讓步的一種交換。何況，以開門改革重塑基于市場化的競爭框架和競爭邊界，既可避免電企假借改革進行成本社會化，又會借助激勵相容的市場競爭，提高電力市場績效，使電價在競爭中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