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今年全國“兩會”上不乏一針見血的言論，劉錫榮代表的很多建議備受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劉錫榮特殊的身份、敢于直言，還在于劉錫榮說到了問題要害。比如，他指出，“什么時候在北京的這些駐京辦沒了，就說明人大把‘錢’管好了”；錢隨意花導致各地“跑部錢進”。

　　 筆者注意到，劉錫榮提得最多的建議是完善法律、政府花錢和人大監督。顯然，這也是“兩會”代表委員和老百姓最為關心的話題。

　　 盡管劉錫榮沒有明說哪個地方政府花錢“先斬后奏”、人大只好認賬，但既然說了，表明這個問題是存在的。這意味著，我們的預算編制程序、人大審議程序都變成了擺設——預算安排資金過多，政府就會突擊花錢；預算安排資金不夠，或者人大沒有批準預算，政府花錢就會“先斬后奏”。

　　 各級人大是監督政府工作的最高機關。政府花錢“先斬后奏”，顯然給公眾的印象就是政府不受人大監督。某些地方政府花錢“先斬后奏”，在筆者看來，這種違反程序的現象有著深層原因。

　　 眾所周知，人大與政府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在某些時候，這樣的關系是混淆的，人大與政府變成了“哥們”關系。如此，人大就放松了監督，政府也不重視被監督。對此，我們需要回歸一個常識：人大工作必須堅持獨立性，才能對包括政府花錢在內的政府工作進行有效監督。

　　 政府實際權力太大與人大實際權力不大，也給了政府花錢“先斬后奏”的機會。如果政府花錢的權力嚴格受人大監督約束，如果沒有人大批準預算政府動不了錢，顯然，政府的權力相對就小了，人大的權力相對就大了。在一些地方，人大無論是批準預算還是批準官員任免都變成了走過場，如此，人大的權力必然變小了。

　　 約束政府花錢的工具是法律，但在現實中，《預算法》沒有得到嚴格執行，而且《預算法》本身也不太完善�！额A算法》被認為是“重要性僅次于《憲法》”的法律，然而，這部法律早在2005年就開始修改，至今未能通過。有專家去年還透露，與1997年版本相比，新形成的修改稿在一些地方反而退步了。

　　 另外，公眾監督缺位也是造成政府花錢“先斬后奏”的一個原因。比如，哪些政府花錢“先斬后奏”公眾就不知道，想監督也監督不了；哪些部門在搞突擊花錢，體制外的人往往很少知道，自然也無法監督。公眾監督是人大監督的有效補充，當公眾想監督而缺少監督機會時，政府花錢就隨意了。

　　 在監督政府花錢方面，既需要完善法律，又需要理順體制。劉錫榮代表透露，大家呼吁《預算法》已經很多年，這次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一審。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完善和落實《預算法》是監督政府花錢的關鍵。另外，人大與政府之間的監督體制必須理順，審計監督能否納入人大監督范疇，也值得考慮。

　　 一言以蔽之，政府花錢更需要程序正義，當“先斬后奏”破壞了程序正義，結果正義也就談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