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財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并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于財產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于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鎘污染發生后，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財政需要先行投入，用于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態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后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并未公布。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標體系包括7項，我國只采納了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為，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布生產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采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財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并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于財產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于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鎘污染發生后，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財政需要先行投入，用于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態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后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并未公布。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標體系包括7項，我國只采納了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為，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布生產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采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隨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將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于對“兩高一資”產品取消出口關稅。那么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G D P同比增速目標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號———“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為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產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產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于G D P增速。

　　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標，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產業占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標將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財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產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后產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標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后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了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產品里，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了。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產值和環境只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占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了“臟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只有企業環境好了，員工健康幸福了，企業才能養得了員工，招得了員工，成為“百年老店”。實際上，隨著國家環保標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