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編者按/在經歷快速擴張期后，城商行似乎進入風險集中爆發期。從齊魯銀行偽造金融票據案到煙臺銀行4億多元票據案，城商行風險失控沉疴再次敲響了銀行業的警鐘。引入具有豐富風險管理經驗外資股東的部分城商行并未構筑有效防火墻，內控制度流于形式。對于城商行案件高發的態勢，2月16日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中小商業銀行監管工作會議督促中小銀行加強內部控制，嚴守風險底線。

　　2012年2月14日，乍暖還寒，煙臺這座海濱小城籠罩在一片霧氣中，街道邊“煙臺銀行”的招牌隨處可見，在霧氣中若隱若現。

　　煙臺銀行，這個總資產規模約348億元的山東省本土銀行正遭遇空前危機。該行支行行長劉維寧將價值4.3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取走后外逃，震驚業界。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事發后，銀監會二部副主任蔡江婷已帶隊趕來督查此案，而山東省銀監局的調查組也已入駐煙臺銀行，目前已對該行進行“特別監管”。

　　“目前還不知道這個監管到什么時候結束。”煙臺銀行副行長孫濤對記者表示，他以案情尚未明晰為由，拒絕回答記者其他問題。

　　不過，隨著記者調查的深入，眾多背后不為人知的玄機逐漸浮出水面，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劉維寧案背后，赫然隱現一張灰色的權力尋租大網。

　　劉維寧出逃前后

　　溫州民間金融斷鏈老板跑路或是劉維寧數額不菲的賬外經營曝光的導火索。

　　劉維寧是在倉促中出逃的。

　　1月30日晚，劉維寧駕車逃離煙臺，躥入浙江。劉出逃時身上所帶錢財并不多，到了浙江向當地朋友借了30萬元，準備暫時潛伏下來。2月7日下午1時許，金華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民警在金華火車西站例行檢查中，發現劉維寧神色異常，在劉亮出身份證后發現其是公安部A級逃犯，將其抓獲，劉維寧短暫的一周逃亡生涯也宣告結束。

　　一位煙臺銀行內部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劉的出逃皆因2011年年底，煙臺銀行實行的“末位淘汰”制度，根據煙臺銀行此前的規定，各個支行的存款將會在年底進行比拼，排名倒數第一的行長將立即下馬，在年底考核中，劉維寧任行長的勝利路支行位于煙臺銀行所有支行中的倒數第一，故而被淘汰。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因在支行長的交接工作中，需對此前經手所有款項重新審核，劉無法交代巨額資金去向，故而匆忙跑路。”上述知情者說，此前幾年，勝利路支行存款一直發展不好，近兩年呈急劇下滑狀態，均未得到處理，直到此次末位淘汰。皆因其與煙臺銀行董事長莊永輝關系密切，有莊的力保，才能維系劉維寧支行長之位至今。

　　不過，去年年底，劉維寧未能如往年一樣“蒙混過關”，主要是多家支行行長反響過大，大家都認為劉維寧在搞特殊化。在一次總行業務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今年再不執行，就沒法干了。”煙臺銀行決定免去其職，數日后，惶恐中的劉維寧選擇了外逃。

　　聞聽劉維寧出逃的消息后，煙臺銀行上下極為震驚，而后發現劉此前已將銀行庫存銀行承兌匯票全部取走，票面金額達4.3億元人民幣。“我們都以為他攜巨資逃到了國外，誰也沒想到他居然在浙江被抓捕歸案。”煙臺銀行一位人士對記者說。

　　記者獲得的煙臺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的一份《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中對案件的描述顯示，2月2日煙臺銀行安保部報案：劉維寧自2011年4月到2012年1月17日，分多次將該行庫存銀行承兌匯票276筆取走，用途不明，票面金額合計4.3億元。

　　據煙臺銀行內部人士稱，根據該銀行規定，對支行的相關票據業務，總行每一個季度都有定期檢查，全年有多次不定期檢查，而到了年底，每筆相關業務，需要全面還原、核實，“如果認真執行，根本不可能讓劉得逞。”

　　出逃后，劉維寧所挪用的巨額承兌匯票去向不明。業界人士分析，劉維寧或有兩種操作手法：一是挪用抵押在支行的承兌匯票；二是勾結外部企業，開出承兌匯票來套現資金，套出資金后拿去放高利貸或做其他投資，等匯票到期之前，把錢收回來填補窟窿。

　　據記者了解，在煙臺銀行的支行一張承兌匯票的開出并非易事，要經過，“票據中心”、“結算中心”、“財務部”等多個部門審核，要經手多人，換而言之，劉維寧不可能憑一人之力就獲得天價承兌匯票。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目前尚未得知劉維寧“多次取走”的276筆、金額高達4.3億元的承兌匯票在哪貼現資金、貼現后是否將資金用于民間放貸。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劉維寧之所以出逃浙江，皆因其平日里的核心業務主要在浙江金華、溫州一帶，劉所取走的承兌匯票進行賬外經營，不排除用于放高利貸和投資房地產，其中有通過中間人所為，也有自己親自操作。

　　“溫州一帶發生了高利貸崩盤危機，導致眾多老板跑路，讓劉維寧損失慘重，窟窿越來越大，劉輾轉騰挪也補不上，出逃前，劉已陷于極度焦慮狀態。”這位知情人士說。

　　劉維寧“熱衷票據業務”并非偶然。另一位知情者表示，劉維寧在任勝利路支行行長期間，對銀行其他業務幾乎從不過問，這導致該支行多項指標位于系統內部倒數，“劉是一門心思撲在票據貼現業務之上，只因其中收益巨大。”

　　據稱，煙臺銀行在票據貼現相關業務上，給予劉維寧返利頗高，一般在利息的15%到20%之間，操作數額越大，獲利就越高。

　　“劉維寧在過去8年間通過這一手法，已獲得巨額收益，這也讓他對此越來越狂熱，卻沒料到突如其來的溫州金融動蕩，導致事情最終敗露。”上述熟悉劉維寧的知情者稱。

　　行中舊案

　　劉維寧賬外經營并非孤例，六年前類似案件中的當事人未被問責。

　　劉維寧并非煙臺銀行票據貼現賬外經營的第一人。

　　多位煙臺銀行內部人士向記者表示，六年前就曾發生時任煙臺銀行煙臺山支行長張群利達5億元的票據貼現賬外經營事件，其影響之惡劣不亞于劉維寧案。但有所區別的是，張群利當時輕松擺平此事，如今是煙臺市的地產開發商、億萬富翁。

　　盡管對劉維寧案發生的動機、原因分析不一，但大多數接受記者采訪的煙臺銀行內部人士都認為，劉維寧案幾乎是當年張群利5億元賬外經營事件的翻版。

　　“也正是由于當年管理層對張群利案的縱容，導致如今劉維寧對其所作的違法犯罪活動有恃無恐。”一位支行內部人士向記者表示。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他認為，煙臺銀行出現這么大的問題，并不是由于發展速度過快而造成的，相反銀行這幾年來的發展速度已經低于山東省其他城商行發展的速度。目前，在全國144家城商行中，煙臺銀行資產規模排名73，在山東排名第八。

　　據公開資料查得，截至2010年末，煙臺銀行機構網點總數為73家，總資產為291.2億元，經營規模比成立時增長了6倍。而截至2009年末，齊魯銀行總資產為617.35億元，為1996年成立之初的20倍。而截至2011年末，青島銀行資產總額達到770億元，而2006年末，青島銀行資產總額僅為237億元，五年間規模翻番近三倍。

　　可見，煙臺銀行的發展速度的確遠未趕上其他兄弟城商行。

　　多名煙臺銀行人士直指，管理層不作為，風險監控形同虛設才是導致發展速度放緩、票據案頻發的根本原因。

　　張群利，上個世紀90年代一直在煙臺市芝罘區政府做秘書工作，后來辭職下海來到煙臺新世紀酒店做了副總經理。因其做事干練、有魄力，被前煙臺市商業銀行行長于興成看中，并請來做了芝罘支行的副行長。

　　2000年前后，于興成因貪污被判刑入獄，新出任主持工作的董事長莊永輝看上了張群利膽大的性格以及頭腦靈活，將其派到了煙臺山支行做行長。據爆料人稱，2001年至2006年，張群利在煙臺山支行里，隨著業務的逐步熟練，張群利開始利用承兌匯票貼現后的巨額資金，開始了賬外經營之路。

　　據記者從眾多渠道獲悉，2004年至2006年間，張群利采取票據承兌貼現后收回資金不入賬，賬外放款給陽光100煙臺分公司5000萬元，萊州鹽場8000萬元等，賬外經營資金累計達5億元，曾收回賬外利息5000多萬元不入賬。

　　而據記者查閱煙臺銀行2006年年報顯示，在其最大十家貸款客戶情況表中，煙臺陽光壹佰投資有限公司位列第6，貸款余額為11000萬元。而據2006年煙臺銀行年報則顯示，煙臺陽光壹佰投資有限公司持股為6000萬股，占煙臺銀行總股本的5.52%，列第三大股東，前兩大股東為中國華電集團公司及煙臺市電力開發有限公司。而2005年煙臺銀行年報顯示，煙臺陽光壹佰投資有限公司持股5550萬股，占煙臺銀行總股本的7.96%，為第二大股東。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一位支行人士告訴記者，股份制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開辦的銀行匯票、銀行承兌匯票業務，是由總行批準的。資金收回時理應回款給總行的資金往來賬戶。然而張群利多次不向總行資金賬戶匯款，私設小金庫，將總行的錢截留在自己的支行里進行賬外經營。

　　據知情者透露，事發后，董事長莊永輝非但沒有處罰張群利以起到對其他行長的警戒作用，反而立即安排信貸部放款數億元，給這些賬外經營的公司，以此交換，幫張群利收回了賬外資金，渡過難關，但導致如今已有近1億元不良貸款，而煙臺山支行僅交給總行500萬元賬外收入，其他利息收入不翼而飛。

　　“像這么高調違規的行為都能被一再縱容，其他支行長還有什么可忌憚的呢？”一位在煙臺銀行工作過多年的老員工感慨。

　　盡管出此紕漏，但張群利并未遭到絲毫處分，反而被提拔到總行擔任票據中心主任，擔任了行長助理。

　　據內部人士回憶，2006年上半年，莊永輝一直給內部人打招呼，希望推舉張群利為副行長，并找一些老同志談話，讓大家退出競爭，為張群利提升鋪平道路。

　　據悉，雖然此次選舉已被特殊關照，但由于張群利此前所作所為在內部引起諸多不滿，遭到員工們的強烈反對，民主評議后名落孫山，煙臺銀行行長助理、營業部主任左華被推為副行長，莊永輝雖然不悅，但只能接受這個結果。不過，多位煙臺銀行知情人士回憶，左華雖然當了副行長，卻一直兼任營業部主任，并未得到實際提升，而且一直沒有去省銀監局考取副行長任職資格的機會，直到2011年左華快到內退年齡時才取得了任職資格。

　　“張群利見升職無望，2006年辭職離開了煙臺銀行，留給銀行的是數筆不良貸款，全身而退。”一位煙臺銀行人士說。

　　辭職后的張群利去了陽光100煙臺分公司，做了該公司的總經理。而據記者前述所查，2005年至2010年煙臺銀行年報都顯示，煙臺陽光壹佰投資有限公司一直位列煙臺銀行前十大股東之列。

　　2006年，張群利與人合作新注冊了潤利置業有限公司，據記者查得的工商資料顯示，張群利的出資額達到4200萬元，占潤利置業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的84%。由此，從煙臺銀行辭職僅幾個月的張已成為千萬富翁。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據知情人士稱，2006年年底，張群利的潤利國際大廈項目出現資金短缺危機，為了應及時之需，張群利挪用了本應發放給陽光100分公司的一筆數千萬元的款項，而后被陽光100發現并開除，并被拘留。

　　對此說法，記者向陽光100置業集團予以求證，陽光100總部高層對記者證實，陽光100收購煙臺銀都置業后成立煙臺陽光100分公司。張群利通過應聘出任煙臺陽光100分公司總經理。對于張群利是否因挪用貸款被開除，該高管對記者的說法是，陽光100當時缺人，但后來因張群利不適合而被解聘。他對記者證實，在公司工商注冊資料上，陽光100為陽光壹佰。

　　據另一位煙臺銀行人士透露，當時張群利還在萊陽被拘留期間，曾叫嚷自己肯定安全無事，后來該案件被移交到了煙臺市，之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據說，救出張群利的就是煙臺銀行某高管，他們是利益共同體。”

　　秘密股權交易

　　煙臺銀行董事長在外資入股前涉嫌緊急購股，購股資金來源仍存諸多蹊蹺。

　　追根溯源，劉維寧或只是這個海濱小城金融系統里灰色鏈條的最底端。

　　記者在煙臺采訪期間，多位爆料人對記者提供了相關材料，材料集體指向煙臺銀行董事長莊永輝。材料稱，莊永輝曾多次利用銀行業務套利，此前曾憑借與恒生銀行合作的機會，利用銀行資金購買銀行內部股獲利。

　　2008年2月1日，煙臺市商業銀行(煙臺銀行前身)與香港恒生銀行、永隆銀行正式簽訂三方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兩家香港銀行將購入煙臺商業銀行共計24.99%的增資擴股后的股權，其中恒生銀行控股20%，成為煙臺商業銀行大股東。

　　爆料人指，香港兩家銀行增資入股煙臺銀行之前，全程參與談判決策的莊永輝已知曉此內幕信息。該爆料人士稱，在2007年之前，莊永輝便已聯絡幾個人一起購買了1.5億股的煙臺銀行股權，每股1元錢。和香港外資銀行合資后，煙臺銀行股權價格水漲船高。如今，煙臺銀行股權價格在2.5元~3元之間浮動。

　　爆料人稱，莊永輝要買煙臺銀行的股權，但手里資金有限，便安排煙臺銀行營業部先開出空頭的銀行承兌匯票，然后馬上貼現套出資金，購買煙臺銀行股權，接著又用股權質押，貸出款項，轉回原來開空頭承兌匯票的賬戶，充當保證金。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業內人士分析，正常情況下，開承兌匯票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充足的資金和抵押，然而莊卻逆流程操作，在沒有任何條件前提的情況下，完成了整個流程。

　　據爆料人稱，為了避免股權份額太大引起他人懷疑，莊永輝等人把所持的1.5億股股權分別由山東德州扒雞集團等公司代持股權，另外這些代持股權公司分別在營業部開發區支行、煙臺山支行、東山支行、西大街支行、牟平支行等各個支行用股權做抵押貸款。

　　對于以上說法，記者采訪多位煙臺支行人士予以求證，有知情人士稱，有些代持股權公司以別的公司名義的貸款利息由于不能及時交上，導致這些貸款經常逾期，一拖就是幾個月或半年，也給被借用公司帶來了很大的不利影響，莊永輝就安排人辦理轉貸手續。據本報記者獲得的煙臺銀行轉貸借款憑證資料顯示，上述“被借用名義貸款”的公司之間的確存在事實上的轉貸關系。

　　后來，香港恒生銀行派來的首席風險官曹景渡，發現企業轉貸這一異常問題，主持貸審會不同意轉貸。據煙臺銀行高管回憶，在其后一段時間，莊永輝在銀行內部大會小會上均批評曹景渡。2011年下半年，曹提前結束合同回到香港，并離開恒生銀行。“他曾對我說，煙臺銀行風險太大，早晚要出問題，不能讓我的職業生涯毀在這里。”該高管告訴記者，曹是一個非常嚴格、認真的香港人。

　　2月16日，《中國經營報》記者就此向香港恒生銀行采訪求證，香港恒生銀行以“目前警方正就該案件進行調查”為由婉拒了記者采訪。

　　爆料人士稱，2009年開始，煙臺銀行的股權開始升值，莊永輝安排人陸續對外轉讓股權，2010年和2011年，其轉讓了數千萬股股權以償還貸款，獲利頗豐。

　　本報記者多次致電并發短信給莊永輝詳細詢問此事，但截至本報發稿前，莊永輝僅回復短信稱，“都是謠傳”，不愿進一步詳解背后詳情。

　　煙臺銀行副行長左華、孫濤亦在電話中明確拒絕就此問題接受記者采訪。

　　為核實爆料人提供的在1.5億股權買賣中被涉及的其他公司“被借用名義貸款”一事，本報記者致電了某經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曲某，曲某承認了有3600萬元這樣一筆貸款，但堅稱該貸款是用于正常的經營業務，目前已經全額還清。記者從工商資料中查得，該公司主要經營餐飲、洗浴、冷飲銷售等業務，注冊資金僅150萬元。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曲稱，自己對這筆貸款進行了足值抵押，并且要求與記者面談。不過，幾小時之后，曲打來電話表示自己沒有向媒體解釋的義務，不會接受記者采訪，隨即掛了電話。

　　爆料人士稱，這些“被借用名義貸款”的公司，煙臺銀行高管可借用其賬戶謀利，許以這些企業一定好處，如替企業還貸款利息，并將貸款取出用于購買內部股。但也曾有公司因“被貸款”未及時還款，導致信用不良，遂產生了不滿情緒，曾要求停止這一幕后交易，不過最終被煙臺銀行化解。

　　對于“代為持有”股權一說，山東德州扒雞集團副總經理王學義2月16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公司所持有的煙臺銀行股權是真金白銀買下來的，除此之外，和煙臺銀行再無任何財務上的瓜葛。

　　記者在查閱煙臺銀行2006年年報中也發現，德州扒雞集團當年并列煙臺銀行第三大股東，持股6000萬股，占煙臺銀行總股本的5.52%。2008年經過香港兩家銀行增資擴股之后，占總股本的比重下降至3%。至2010年，德州扒雞仍持股6000萬股，與煙臺陽光壹佰投資并列第六大股東。

　　王學義稱，2006年下半年，在濟南一家法院的一次民事賠償案中，債務人沒有現金對債權人進行賠償，但債務人持有6000萬股煙臺商業銀行股份。經時任德州扒雞副董事長的陳遠東牽線搭橋，德州扒雞替該債務人償還了6000萬元債務，而債務人以6000萬股銀行股票作為此次代償的交換。德州扒雞此后每年都能享受煙臺銀行的盈利分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王學義向記者透露，2011年7月，他去煙臺銀行參加例行股東大會，卻被相關人員告之，德州扒雞持有的6000萬股股票已被轉讓出售，德州扒雞不再是煙臺銀行的大股東。“此時這些股票已價值1億多元，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莫名轉讓了。”王學義說。

　　而德州扒雞集團法制辦李新表示，此事他們已于去年底報案，德州市公安部門已經立案，但調查取證工作尚未展開。“另外，促成此次合作的副董事長陳遠東已離開了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王永義所說屬實，煙臺銀行此次背著德州扒雞集團轉讓出售股權的時間，與知情者透露的，莊永輝大肆轉讓代為持有股權的時間相吻合。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至于德州扒雞集團的股權為何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轉讓，本報將持續跟蹤。

　　山東標金內情

　　山東標金爆倉事件后，其分散于煙臺銀行員工處持有的股權被以255萬元的低價離奇轉讓，讓多位煙臺銀行員工質疑另有隱情。

　　成立于2005年的山東金通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通公司”)是煙臺銀行進行其他業務投資的平臺，不過因其管理運作不透明，也被行內員工稱為高管們的小金庫。

　　據記者得到的一份級別為“機密”的煙臺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04年10月19日的會議紀要(第120號)里顯示，金通公司的成立為當時煙臺市政府的決策安排。

　　在該份會議紀要里顯示，為解決煙臺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置換問題，市政府決定由市政府所屬的市經濟發展投資公司作為貸款主體，與市商業銀行簽訂貸款合同，向市商業銀行貸款9億元，期限為20年，貸款執行基準利率，由此將市商業銀行的9億元不良貸款置換出來，同時注冊一個金通公司作為擔保人對上述貸款提供擔保。

　　2005年4月，金通公司成立，注冊資金為1000萬元，法人代表為趙秉權，煙臺銀行多位人士成為該公司股東，其中后來事發的劉維寧出資16.5萬元，占注冊資本的1.65%，而煙臺銀行行長助理馮麗強出資238.45萬元，占注冊資本的23.85%。

　　2009年6月，金通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換為煙臺銀行行長助理高翔，據煙臺銀行多位內部人士稱，高翔與莊永輝私交甚密。

　　金通公司成立后的一個大動作始于2011年1月21日，這一天該公司出資500萬元收購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山東標金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標金”)，莊永輝任命煙臺銀行副行長孫濤為新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在被收購前，山東標金公司雖成立不到2年，但卻吸引著大江南北的客戶紛紛投資黃金白銀業務。這樣一個牽涉貴金屬網上交易的公司，僅在市工商局注冊，不受金融管理部門監管。而這些特點也是金通公司看中山東標金的原因之一。

　　但僅被金通公司收購8個月之后，山東標金就出現了震驚電子盤交易市場的爆倉案。據媒體當時的報道，2011年9月23日，山東標金交易系統以維護設備為由停盤，恰逢當天全球黃金白銀分別創近年最大單日跌幅5.8%與17.8%，導致持多單的多數客戶無法正常平倉或對沖，出現集體性爆倉而所有保證金損失一空，使眾多投資者損失超過千萬元。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山東標金一時成為眾矢之的。據悉，多數被爆倉者懷疑，山東標金可能是借助系統升級與客戶倉單做對手盤交易，賺取高額利潤。在他們看來，選擇如此敏感的時段進行系統升級，根本說不通。

　　工商資料顯示，山東標金許可經營項目是山東省范圍內互聯網信息服務業務、增值電信業務、金銀制品及首飾、金屬制品、農副產品銷售。對此，一位律師向記者表示，山東標金向投資者提供的以外盤國際金價、銀價走勢為標的的杠桿化的網上金銀交易，并不在其經營范圍之內，屬違規行為。

　　在山東標金爆倉風波尚未平息之際，隱于幕后的金通公司就迅速賣掉了山東標金51%的股權。據本報記者從工商局調出的工商資料顯示，2011年12月8日，金通公司將255萬股權(占注冊資本的51%)以255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一個名為王希生的人，據記者調查獲悉，王希生為煙臺寶泰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一直從事食品加工行業，此前與金融業并無交集。

　　一位煙臺銀行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此次出售山東標金51%股權之事，是在未通知其他相關負責人的情況下悄然完成，無開會研究，也沒有進行招投標，而據該人士所說，山東標金每年的凈利潤可達2000多萬元，此次倉促出售股權，有頗多可疑之處，銀行高管們是否暗箱操作而獲利更無人得知。據多位煙臺銀行人士證實，山東標金的股權被分散至多位煙臺銀行員工處持有，此次轉讓股權并未召開大會，多位員工僅被通知簽字“同意轉讓”。

　　為此，本報記者多次致電煙臺銀行監事長劉杰敏及副行長孫濤等多位銀行高管求證，均被對方以不便為由拒絕。

　　在劉維寧事發之前，煙臺銀行也曾有過幾次違規事件，但均被內部消化，并未對外聲張。多位該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幾年前，曾有當地兩個支行行長非法挪用資金近億元炒股、買期貨，導致巨虧，事后被發現，均未被總行處理，某位支行長反被升職重用，由此可見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之混亂。

　　該行內部人士說，煙臺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存在明顯漏洞，已多年未設行長之職，董事長莊永輝多次拒絕了當地政府所派的行長，在2008年香港恒生入股之后，煙臺銀行共五位副行長，其中香港恒生銀行派出的歐恩陶任主持工作的副行長，與莊亦有理念上的差別。

　　劉維寧案掀開的一角背后，煙臺銀行內部管理亂象幾近瘋狂，涉嫌違規的操作手法亦令人瞠目結舌。

　　“莊已通過控制干部任命、信貸與風險部門、金通公司等牢牢掌握了煙臺銀行，這些年來，在系統內部已逐漸形成一個隱秘而強大的同盟。”上述內部人士說。

　　由于截至本報發稿前，莊永輝仍不肯接受記者采訪，為澄清事實，本報將進一步跟蹤報道。

　　律師說法

　　監管與制衡缺位 銀行被劫持

　　杜慶春

　　煙臺銀行劉維寧一案及其背后日漸暴露的諸多問題，凸顯出城市商業銀行在金融監管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漏洞，應當引起足夠重視。

　　近年來，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在各地發展很快，但作為公司法人，其治理結構和內部管理遠遠沒有達到正規的股份制公司的規范程度；而銀監會對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的監管也遠遠不及對國資商業銀行的監管力度。面對激烈競爭，為求生存發展而違規操作，以管理層為首進行賬外經營賺取利益的做法在城市商業銀行圈內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這種賬外經營往往是披著為公司拓展收入的外衣，實際上，其中的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利益都被管理者個人瓜分。

　　在劉維寧一案中，劉維寧能夠獨自、多次、大規模取走承兌匯票，這在一個有效的制度環境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不是團伙作案，則其所暗示的銀行管理狀態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可怕。有關媒體報道懷疑劉維寧在任職期間涉嫌長期違規進行賬外經營，而劉維寧卻穩坐支行行長之位，并且在一家支行任職長達8年之久，這些都不得不讓人猜測在劉維寧背后很可能還隱藏著共享非法利益的煙臺銀行高層管理者的小團體。

　　在股份制公司中，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關，董事會是執行機關，監事會是監督機關，三者相互制衡，相關制度有效執行，才能使公司規范運作。在煙臺銀行事件中，管理者違法違規，損害公司利益，最終受損的肯定是股東，但我們沒有看到股東對有關董事、高管的任何有效制約；至于監事或者監事會，也沒有在整個事件中出現過他們的身影。煙臺銀行雖然表面上是股份制公司，但事實上公司治理結構并沒能有效發揮作用。由于內部治理的缺失和外部監管的薄弱，在某種程度上就形成了管理層“劫持”公司的現象。黑幕一旦暴露，對于一些實力不強的城市商業銀行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城市商業銀行對于地方金融穩定十分重要，劉維寧一案再次敲響了警鐘。規范城市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加強內部制衡和外部監管，迫在眉睫。

　　作者任職于北京市未名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