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曉紅

　　就像是歷史與現代的“混搭”，這是一張會勾起你記憶的微面孔。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實行的“價格雙軌制”幫助中國完成從計劃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華生等人的貢獻在今天再次得到肯定；他也是“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系統”的始作傭者；還是“股權分置改革”的推手。

　　這三大已被決策層采納的建議，賦予華生——“國家級突出貢獻的專家”之稱謂，他將此印制在自己的名片上，另一稱號是燕京華僑大學校長；其實他旗下還有市值數十億的上市公司，但他一概抹去、淡化。

　　他輕描淡寫道，“經商成功很偶然，不具普遍推廣性，最大的心思還是在經濟學研究。”

　　好比開微博時間不過半年多，卻成為中國微面孔之一，華生說，他挺意外。他坦言，微博平臺有被放大與扭曲之嫌，但也許能反作用于體制改革大門的推開。

　　時代符號

　　“為什么選上我？我的微齡不過大半年而已。”華生說。他很喜歡《中國微面孔》的創意，卻有些惶恐——擔憂自己“織圍脖”的時間太短，恐入圍資格不夠。

　　一個冬日午后，坐在偌大辦公桌面前的華生滿臉都是困惑，但心情看起來很不錯。或許他還沉浸在最近“價格雙軌制理論”獲獎的喜悅之中，他很看重此獎，“因為真正民主，沒有任何外力，完全是幾百個評委專家打分評選出來的。”

　　微博上，他這樣寫道：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挑戰和精彩：就像27年前莫干山會議時，中國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今天我們的政治體制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一個社會怎樣從這里向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選舉制過渡？這就和當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一樣，是個艱巨的挑戰，從而也更需要今天時代的智慧。

　　答案已經滑到嘴邊。華生試圖通過微博傳達他的思考，喚起共鳴，推動社會的進步。這已經足夠了，這些積極向上的因子，正是促動中國經濟社會前行的因素和力量。與此同時，總編輯約訪函中“不在意粉絲量是否最多，而在意改變的促動者”之說法，亦給了他接受采訪的理由。他被政府采納的三大改革建議，無疑一一烙上時代印記。

　　某種意義上，經濟學家的價值也在于被政府采納的建議，及其推進社會前行發揮的動力。

　　華生回憶說，27年前的雙軌制理論并非完美無缺，但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提供了改革路徑，且沒有引起社會震動。另外，上世紀80年代，提出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系統，即國企按照國有資產的道路改革，包括今天國資委體系的構建最初緣自華生的建議。“那時，是當面向領導匯報建議；而股權分置改革的推動，是靠寫文章，最終影響決策層。”

　　實際上，11月26日，因“價格雙軌制理論”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華生，獲獎之后，便在微博上解釋，看重此獎，因其首次由經濟學界自己組織民主投票產生。中國太多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他們向權勢者爭民主，但只要有自己的小領地，就不民主且獨斷專行。中國民主道路艱難之處正在此。

　　華生在微博上表示，價格雙軌制實行的1985-1992年間，中國還沒有富豪和私營企業，當年的官倒基本是公有制企業，他們把計劃內倒成計劃外，從而瓦解和轉化了計劃經濟，使從來被視為最難的價改無險過關。推動龐大中國轉型并非靠激進口號，而是要引入激勵兼容而又不可逆的過渡機制。今天政治體制改革正需設計這樣的機制。

　　不過，一位網友回應稱，說當時價格無險過關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價格改革自有其風險，這就是1988年失敗了的價格闖關。這也是導致1989年大震蕩的重要原因。

　　華生回復這位網友說，闖關是批雙軌制的產物，當時想拋棄漸進過渡，畢其功于一役，結果闖失敗了才又退回到雙軌過渡。但那時的教訓幾乎還沒有被總結。不難看出，上述微語言透露出華生的中國觀察與擔憂，其舉一反三的思索亦可見一斑。

　　這位被稱為中國最有錢的經濟學家，但又自詡是最懶的企業家一再強調：“價格雙軌制真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幾個人只是正好在那個過程當中扮演了一個時代的符號。”而獲獎者除華生外，何家成、蔣躍等人和田源、張維迎也是主要貢獻人。

　　只做“機制設計”一件事

　　伊始，華生比較排斥微博，他害怕太過零碎，反而打攪了思路與思考，影響學術研究。

　　那是在今年三四月間，微博相關負責人登門拜訪，希望華生能夠“開博”。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華生開始通過微博表述自己的想法；很快就有網友的反饋；這激發了華生的興致。“以前，想法不成熟時，總是自己獨立思考或與周圍的朋友討論，深思熟慮形成文章之后才會拋出來；現在，有了與網友的互動，可以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去看待問題。”華生說，“一方面不要怕別人反對，作為學者不能隨波逐流，另外，既然多數人有不同觀點，亦幫助自己反思觀點；這樣在寫文章時更加全面，更有針對性。”

　　就像在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上，多數人反對華生的觀點，這促使他更加深刻去思考。在形成文章之前，視角更為豐富。

　　在華生的辦公桌上就擺著幾組已經成文的文件，諸如《土地財政的岐路與土地權利的癥結》等字樣的文章。華生說，他會通過一定方式向決策層遞交思考成熟的報告；換言之，直接或間接影響輿論和決策層，從而推進社會的進步。

　　“當前關于土地所有權的各種爭論并未抓住問題本質。”華生認為，“現在矛盾和沖突的焦點不在農地農用，而在農地非農的權利歸屬，這就是過去長期被忽略的土地開發權問題。”

　　不知是個性使然，還是中南海幕僚的經歷所致，參與和見證中國漸進式改革的華生看問題的角度有些與眾不同；現在的他重拾舊日激情，做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研究。

　　華生說，客觀講，政治體制改革，言論民意缺乏渠道，其表達愿望被抑制，正如“議事機構不議事，遂使微博成名”，從此意義上，微博作用被放大了，亦呈現出扭曲的表現形式。

　　不過，既然微博已成為影響社會的強大力量，像保障房政策的完善等就不乏其推動，但因其局限性，微博難免有些扭曲，那么，“如果用好微博，反過來又可以推動體制改革大門的打開。”華生說。

　　準備做轉型研究的華生還發現，近來媒體上談調結構全是在講發展新興產業。他認為理解有偏差。通過微博，他直言，新興產業是企業家和市場的事。城鄉二元結構，貧富懸殊結構，這些是中國今天最大的結構失衡；而且市場調不了，正是政府職責所在。搞錯了調結構的內容和方向，恐怕是多年來談調結構，結構卻越來越失衡的原因。

　　其實，“你看，不管是價格雙軌制、還是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系統，或股權分置改革的建議，我只做一件事——機制設計，接下來要做的轉型研究也不例外。”華生說。他解釋，指責、抱怨政府乃至社會的人不少，但要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給出可行方案才有價值。光知道有幸福的彼岸不夠，還需要找到抵達的路徑才行。

　　與華生對話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你提出的建議被政府采納得最多，這是為什么？

　　華生：當然，偌大一個中國，在重大決策上，作為普通學者提出來的建議，能影響改革的進程，肯定有偶然性也有幸運成份，更重要的是趕上了這個改革轉型的時代。

　　作為本身來說，我想，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的同時，不乏建設性可能是主要原因。極端化的觀點很難影響政府的決策，包括近年來在研究收入分配、土地分配的問題上，也與領導有過溝通，或許也有些影響。他們說愿意看看我的觀點，因比較客觀獨立，并非政府說什么都去罵，民眾說什么都去迎合。社會進步還是要靠理性。

　　可能這與我一直就做“機制設計”也有關，我想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橋和船的問題。光說問題沒有用，關鍵要有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而設計機制之時，很重要的一點是兼融，如果多數人不同意，恐怕也不行，要與現實銜接起來。

　　經濟觀察報：擁有許多家規模挺大的公司，讓你被稱作中國最有錢的經濟學家，但你為何又稱是最懶的企業家呢？

　　華生(笑)：其實我當時下海真是被逼無奈。有朋友也說像我這樣認死理的書生肯定干不成。比如讓我陪客戶吃飯，我肯定會認為是浪費時間。

　　最懶是因為，我每天到辦公室，收郵件，有時見記者，中午回家吃飯；下屬的企業，哪怕就在樓下一層，一年都不邁進去一步，自己對自己說，眼不見心不煩。你說會有更懶的企業家嗎？當然，這肯定不是企業家的常態。

　　經濟觀察報：那么，企業家經歷對你做經濟學研究有幫助嗎？

　　華生：最直接的好處是獨立性更強；財務上自由，又不脫離現實。但我不敢說企業家再回去做經濟學家是個好主意。我只是個案，不具普遍性。再小的企業家也需要會帶隊伍，有承受風險的能力，生活也會高度刺激跌宕起伏，而做學問則需要耐得住寂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經濟觀察報：你正要做的政治、經濟、社會轉型研究，討探機制設計的第一個切入口會是什么？估計何時能完成？你依然會通過微博傳遞你的相關觀點嗎？

　　華生：從哪里破題，現在還沒有答案。但會借微博力量完善自己的思考；因為不像寫博客文章，需要考慮成熟才行；在微博上拋出某個觀點，與網友互動有助觀點的形成。估計，這項研究也得要個半年一年。

　　應該說我們還是處在一個大轉變的時代，相信今后二三十年更是中國社會加速變化的時期。所以我和博友互動說，不要羨慕我們當年趕上了激動人心的80年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挑戰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