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約撰稿人 胡楊中岳

　　從90年代中期人民幣匯率并軌并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尤其是2009年推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但蘊涵的風險同樣不言而喻，市場機制的異化已經給人民幣國際化留下了諸多后患。

　　其一，貿易結算單向偏離綁架貨幣政策。

　　兩年多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推廣，到今年9月份人民幣貿易結算累計已經超過2萬億元，其中約90%集中于進口業務領域。貿易結算的單向偏離，讓人民幣國際化淪落為貿易部門賭人民幣升值套利的工具，并由此帶來了兩大影響：外匯儲備繼續極化，以及外債結構短期化。如此一來，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在增加，并拖累貨幣政策調控。

　　貿易結算是貨幣最基本的功能，但貿易結算的單向性只能反映出人民幣在此功能領域的缺位，同時反映出“中國制造”國際定價權的缺失。也顯然意味著，“中國制造”競爭力的提升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其二，離岸人民幣國內化。

　　貿易結算形成的人民幣大量堆積在香港，香港官方稱目前已經超過6000億元，年底很可能超過1萬億元。盡管點心債券發行已接近1000億元，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中心并未名至實歸，無法容納井噴的人民幣投資需求，這顯然意味著香港的準備不足。

　　如果無法形成海外自循環的市場機制，人民幣就談不上國際化。本來，當下離岸人民幣大量閑置是單向貿易結算豪賭人民幣升值應該付出的代價。香港更主要的工作還在于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創新功能，發展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以及讓人民幣通過資本輸出走向世界，逐步形成并壯大離岸人民幣自循環市場。

　　其三，資本輸出管制沖撞了企業走出去。

　　在“中國制造”造成貿易順差長期持續的背景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應該限制人民幣回流，還應該加大人民幣資本輸出。事實上，經濟規模僅占美國三分之一、銀行業總資產卻超過美國一半的中國，輸出過剩資本并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已經成為戰略上必然的選擇。事實上，這也是避免人民幣匯率震蕩的必然選擇，有利于化解當下升值壓力和長期貶值趨勢的矛盾。

　　也許是對上世紀末資本短缺的恐懼慣性，目前監管部門對海外投資資本和信貸資本的流出非常警惕，這類資本賬戶的管制已經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最主要的障礙，也是存款準備金率難以下降造成大量資本閑置的原因。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擁有貨幣發行權的國家，可能短缺的不是資金而是產業資本。當下的中國，高端制造業資本短缺和低端制造業資本過剩同時并存，于是，低端制造業資本四下尋找出路并導致民間信貸危機頻發。當下的資本管制，限制的只是過剩低端制造業資本的流出。而解除資本管制，實際上卻有利于這些過剩的低端制造業資本走出去收購海外高端制造資本，并重塑全球產業分工。當前偏重收購化石資源的資本輸出，實際無助于以制造業為核心的產業轉型升級。

　　為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開放資本賬戶管制，推動信貸資本和產業資本走出去變得極其重要。

　　其四，人民幣國際化悲觀論和樂觀論并存。

　　這些論調最根本的原因都在于割裂了人民幣國際化與產業發展的關系。龐大的經濟體是支持貨幣國際化的基礎，但不是充分條件。貨幣的國際化并不容易。因此，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期望切不可過高。

　　在認識問題的同時，必須了解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大手段：信貸資本和產業資本走出去。

　　綜合人民幣國際化，以及發達國家貨幣國際化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只能以服務產業走出去為核心，以大型企業和上市公司走出去為基石，以銀行業走出去為中樞，以信貸資本和產業資本走出去為手段，推動中國企業和商品走出去。與此同時，由于產業走出去需要有區域重點，以擴展經濟戰略縱深，人民幣國際化還應該建立區域化重點，尤其要優先發展與東盟和上合組織的貨幣穩定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通過信貸資本和產業資本輸出相輔相成的方式，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