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加入WTO十周年
《中國經濟周刊》特約撰稿 遲宇宙
愣頭青與救世主
《時代周刊》總編輯、印度裔美國學者法瑞克·扎卡利亞就像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他父親是印度國大黨元老,母親是印度的傳媒領袖。他自己畢業(yè)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是《文明的沖突》作者亨廷頓的關門弟子。
28歲那年,扎卡利亞成為《外交政策》歷史上最年輕的執(zhí)行總編輯。從那時候起,他的文章就開始在美國政治、經濟界產生重要影響。接下來,當他成為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總編輯的時候,印度人開始將他與塔塔、米塔爾以及印度軟件業(yè)一起,當作印度軟實力的代表。
作為一位能夠影響美國政策走向的專欄作家,扎卡利亞曾經撰寫過許多極具前瞻性的文章。他在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前就曾預言到美國在伊拉克將遭遇危機;他還分析過為什么全世界都仇恨美國人。
對于中國,扎卡利亞始終保持著充足的熱情。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扎卡利亞就已經撰文預測中國的崛起。他說,當人們將目光流連在科索沃、伊拉克的時候,人們忽略了本世紀90年代最具象征意義的一件大事——中國的崛起。
10年后的2005年9月,當扎卡利亞再次密切關注中國的時候,他執(zhí)掌的《新聞周刊》破天荒地就中國發(fā)展的各個層面進行了專題報道(《中國的世紀》)。他自己執(zhí)筆了主文,寫下了著名的文章——《未來屬于中國嗎?》。
他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他只是說:“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預言。它已是一個事實。”
美國人崇尚美好的事物,但實際上吸引他們眼球的是一些龐然大物。諸如大峽谷、加州紅杉、壯觀的中央終端機、迪士尼世界、通用汽車公司、美國軍隊,GE、雙倍的大漢堡(加乳酪)和星巴克(微博)超大杯。歐洲人推崇精致和細微的差異,而日本人則喜好微小和簡化。美國人喜歡規(guī)模,尤其是超大規(guī)模。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沉重打擊了美國人自信心的原因。中國是一個在規(guī)模上使美國自慚形穢的國家——13億人,四倍于美國人口。一百多年來,這個巨大的規(guī)模對于美國的傳教士和商人而言,始終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夢——10億個等待拯救的靈魂,20億個等待去除狐臭的腋窩——但他們(傳教士和商人)從來就一事無成。中國非常大,但是非常貧窮。
但所有這些正在發(fā)生變化。過去看來十分迷人的龐大的規(guī)模,現在看來變得令人恐懼不安。而且美國人也不知道所謂的“中國威脅”會否噩夢成真。每個商人這些天都得到一些有關中國的令人眩目的統(tǒng)計數據,令聞者頓時陷入緘默且印象深刻。
最令人驚異的發(fā)展例子當然是上海。在15年以前,浦東,在上海東部,是未開發(fā)的鄉(xiāng)村。今天它是上海的金融區(qū)。它比倫敦的新金融區(qū)——金絲雀碼頭大8倍。事實上浦東的地域只是比芝加哥城稍微小一點罷了。
工業(yè)革命的巔峰時期,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廠”。這稱號今天當然屬于中國。它生產了世界上2/3的復印機、微波爐、DVD播放器和鞋子。(“還有玩具!”我5歲的兒子必然會要我加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
——新聞周刊《未來屬于中國嗎?》
2007年12月31日,《新聞周刊》再次以姚明作為封面,封面標題為“CHINA NOW”,《現在輪到中國了》。扎卡利亞說:“對美國人來說,2008年最重要的是總統(tǒng)選舉;而對世界而言,2008年最重要的則是中國。當奧運會揭開帷幕的時候,中國將步入國際舞臺的中心!
世界看起來還算不錯,次貸危機剛剛浮出水面尚未展示其狂暴的破壞,金融海嘯也沒有粉碎人們的美好夢想,雷曼兄弟還沒破產,它的總裁富爾德還沒在健身房挨揍。
那時候的中國正在籌備屬于自己的奧運會,資本市場正在被一場或許空前絕后的狂歡所籠罩。中國還沒遭遇冰凍和地震,人們對未來充滿著熱望。一切值得珍貴的東西,一切對未來的憧憬與暢想,都沒受到任何侵害。
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的雄心,人們都熱衷于討論“北京時間”和“中國世紀”。三年轉瞬即逝。當中國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全球化十年,人們發(fā)現,扎卡利亞的預言早已成為事實。中國正在為全球提供更多的廉價產品、更強的增長動力、購買更多的債券、被希望提供力所能及或力所不能及的救助。
中國就像是一個“救世主”。
這一切與十年前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2001年的時候,中國看起來還像是一個愣頭青,正在為突然獲得的禮物欣喜若狂。
英雄崛起
2006年12月8日晚8:30,大約有20位中國年輕的企業(yè)家坐在一起,談論中央電視臺的一部專題片《大國崛起》。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同屬于一個叫做“中國企業(yè)家俱樂部”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所有成員,除了名譽理事之外,大都掏出了一二百萬不等的費用,以獲得俱樂部的一個席位。
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既有柳傳志、張瑞敏(微博)、馬蔚華這樣的產業(yè)領袖,也有王健林、王石這樣的地產富豪,還有汪潮涌(微博)這樣的資本大亨,以及王中軍、李書福這樣的“歡樂英雄”。
他們掏出的現金,屬于個人而非公司資產。他們以這樣的姿態(tài)、這樣的行動和這樣一個組織,向人們宣布,他們是一股代表中國向上的力量;他們陽光而健康,是一個大時代的英雄人物,也理應成為一個大時代的代言人。
所以在那一天,他們愿意坐在一起討論中國向上的愿望。他們相信,這是一種力量與力量的對接、交流和碰撞。還有一種更振奮人的說法:這是一個象征性的事件,使人們確切相信,自2001年開始,作為一個新的起點,中國已經準備贏得未來。
五年后的今天,我們依舊無法確切那場討論的明晰意義,但我們愿意相信,其意義將隨時而現。
從2001年中國的“全球化元年”開始,我們已經蹣跚著走了十年之遙。
在這十年當中,我們擁有了李書福,他的吉利(微博)收購了著名的沃爾沃(微博),盡管人們戲謔地稱之為“沃爾吉利誕生記”,但我們畢竟攥緊了一個跨國汽車品牌。
我們還擁有了柳傳志,盡管聯(lián)想整合IBM的痛苦絲毫不亞于再造幾個聯(lián)想,但在10年當中的某個日子,我們還是愿意為一場虛榮或是賭博進行狂歡。
我們也擁有了李東生,他的TCL收購湯姆遜和阿爾卡特的曲折艱難,使人們意識到,要從“太差了”(Tai Cha Le)變成“今日中國雄獅”(Today’s China Lion)是多么艱難……
我們還擁有了馬云(微博),他成功地收購了雅虎中國。他的舉動被《華爾街日報》描述為中國主導互聯(lián)網下一個十年的起點。阿里巴巴(微博)和雅虎從夫妻變成了冤家,馬云看著阿里巴巴的CEO衛(wèi)哲(微博)下課,又看著雅虎的CEO卡羅爾·巴茨下課。他自己則牢牢地盤踞在王座上,時而扮演“愛國流氓”,時而扮演著“四十大盜”。
我們還擁有了姜建清,他使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還隔三差五地在全球進行一些小規(guī)模并購,使我們在一片金融的暗夜里看到了零星的光亮。
我們還擁有馬明(微博)哲,他當年宣布的再融資計劃成為壓垮中國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還啟動了那場平安收購富通、被認定為標準的“沖動的懲罰”的案例。幸運的是,審批的程序竟如此漫長,長到了中國平安(微博)可以終止這樁收購。
騰中收購悍馬像個笑話,《南方周末(微博)》競購《新聞周刊》遭拒像個冷笑話。在耗費了并不漫長的十年之后,我們有時候突然變成了笑話的制造者,有時候又傻呵呵地變成了笑柄,希望舉起長矛,去救美國、救歐洲、救全世界。
就像是那些可愛的河南老人家們高舉橫幅聲援美國人民“占領華爾街”革命行動的時候,他們并不知道,那只是美國年輕人的一場狂歡。一位在波士頓留學的年輕姑娘說,她看到的“占領波士頓”只是一場聚會,在聚會的場地里,甚至還有一個帳篷專門提供足療。
但是對于已經結束的十年,無論成功者還是失敗者,無論柳傳志還是李東生,無論姜建清還是馬明哲,無論馬云還是馬化騰,他們畢竟是英雄。
在一個英雄輩出和英雄崇拜的年代里,我們愿意見證他們的光亮,并且愿意在光亮的指引下往前走。因為光亮的存在,我們甚至對未來充滿了很多虛幻的希望,相信起一些諾言和謊言來。
永別了,亞細亞的孤兒
現在,讓我們重返時間開始的節(jié)點,去尋找那些人的足跡,印證他們曾經在十年前留下的然諾,今天是否已經變成了灰燼。
2001年夏天,浙江余杭的一家絲綢小廠承接了一個只有幾百米的訂單,當時,工人們還不明白面料圖案上的APEC這4個字母是什么意思。后來他們才知道,那批面料被裁剪成了20套中國傳統(tǒng)的唐裝。
那一年的10月20日,在上海秋日的晴空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九次非正式會議的20位領導人,身著這些唐裝站在了一起。
對上海,對中國,那注定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夜晚:江澤民與各經濟體領導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差不多9年后,胡錦濤也在那座城市,頻頻地與各國訪問者握手,以慶祝世界博覽會的成功。
2001年9月11日,世界格局因一場恐怖襲擊而改變。經過了26天的動員之后,美國開始了阿富汗戰(zhàn)爭。那一天同時發(fā)生的,還有中國男足世界杯出線!赌戏蕉际袌(微博)》第二天封面的大標題是:《出線了!》《開戰(zhàn)了!》
那年的12月1日,世界杯足球賽抽簽儀式在韓國釜山舉行,中國隊與巴西、土耳其、哥斯達黎加隊分在了一組,這讓不少球迷開始對中國隊進入16強充滿憧憬。
中國足球用44年的悲劇性努力展示了自己走向世界的勇氣和頑執(zhí),而韓國人也為把中國隊分在韓國比賽用足了他們的心眼兒,韓國人如愿了。根據當時韓國觀光公社預測,在世界杯舉辦期間,至少將有6萬名中國球迷和旅游者前往韓國。有人估計,僅此一項,至少可以讓韓國人賺取近1億美元。中國隊小組比賽網上銷售部分的門票被搶購一空,韓國大韓航空(微博)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漲了近10%。
足球在制造快樂的同時,也在創(chuàng)造著財富。
那年的7月13日,夏季里的莫斯科給千里之外的中國北京帶來了好運——“我們贏了”。
當國際奧委會(微博)將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交給北京的時候,世界為中國的未來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為了準備奧運會,北京計劃投入28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有人測算在此后的幾年中,這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多增加0.5%,這還不包括其后“經濟過熱”帶來的數字上的膨脹!皧W運經濟”一時成為人們熱衷談論的話題。
幾個月之后,中國足球隊(微博)將與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巴西隊出現在同一個綠茵場。7年之后,全球最優(yōu)秀的運動員將在中國同場競技。結局截然相反,悲劇制造者依舊以悲劇收場,狂歡制造者在狂歡中慶祝崛起。
2001年,中國也進入了另外一個更大的競技場——WTO,世界貿易組織。
解放
中國自1986年7月11日提出復關申請,在長達15年的談判后,獲得了分享全球化的權利。經過了兩代領導人,中國才完成了入世長跑,“黑頭發(fā)熬成了白頭發(fā)”。
復關的要求發(fā)生在鄧小平時代。在那一時期,中國的政治改革首先進行——如果僅僅從經濟角度理解開放,是完全錯誤的。那場思想解放運動,首先被證明是一場政治解放。
中國在江澤民時期,最根本的經濟體制發(fā)生了變化——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與鄧公南巡有關,而根本上則是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兩代領導人共同導演,完成轉型。
在那一時期,技術上又有了進展,“新經濟”雖然后來曾被認為一個巨大的泡沫,但由信息技術帶動的產業(yè)革命卻不容回避。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時,中國經濟并未如同東南亞國家般崩潰,即使面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1年,中國依然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由貿易引發(fā)的全球合作早已持續(xù)了數十年,盡管政治主權依舊各自保持獨立,但經濟合作方面,不同國家之間已相互依存,分工日益復雜。
GATT(關貿總協(xié)定),WTO的前身,在1948年生效。在此后數十年里,它調和各國在經濟領域的矛盾與沖突。一種開放和競爭的理念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快速傳播,它最終導致了經濟全球化的形成。
GATT主持了8輪多邊貿易談判,它要求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提高市場準入、增強規(guī)則機制的透明度。它推動經濟全球化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
WTO是GATT的升級,它成為指揮各個經濟體的領袖和家長。經過融合與沖突,WTO與中國終于找到了定型的機會。中國的政策與西方工業(yè)國不同。在中國,貿易保護是習慣性措施,雖說內中有差別,但仍盡其可能謀取國家最大利益。
整個亞洲都習慣于首先保護自己,由于日本“大東亞共榮”之夢的破滅,受戰(zhàn)爭摧殘的亞洲國家相互極不信任。加上亞洲處于多種意識形態(tài)交鋒之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君主制在多年斗爭中,無法形成同舟共濟的局面。
日本最為典型,一旦風吹草動,便極不負責任地宣布日元貶值——這與它亞洲經濟領導者的地位并不相符。
對中國而言,加入WTO即意味著內斂式經濟政策的垮臺。開放、競爭、平等、共同承擔風險……經濟行為需要在新的游戲規(guī)則之下成長與擴充。
中國經濟早期為封鎖困擾,領導者卻在這種環(huán)境下感到舒適。進出口既然不能進行,正常獲得外匯的渠道就遭遇封閉。在1970年代以前,既然不能受到西方工業(yè)國承認,參與全球化則不可能。況且中國當時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不能自拔,終于錯過了早期經濟發(fā)展最好的機會。
現在回頭“算舊賬”,似乎已無意義。中國在1978年選擇了改革開放,此后以經濟發(fā)展作為政治改革的仲裁,不啻為明智之舉。在此后二十多年中,鄧小平和江澤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和社會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嚴格的管制既從他們手中放開,經濟亦得以快速發(fā)展。觀念開放也使人們有機會討論更多問題,最終選擇競爭和貿易自由化。
第143個成員
那一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在議定書上簽了字。
經過多哈會議,中國成功入世,人們的狂歡之后,開始從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多重角度對中國入世展開對話。漫長15年,在獲得結果后,意義往往被人忽視。
當時一位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博士寫道:“既然我們已經下定決心選擇了開放與競爭,就沒有理由對加入WTO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滿懷憂慮,因為WTO對于我們的最終價值在于,它能夠對國人較長時間處于相對凝固和禁閉狀態(tài)的思想觀念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
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來說,“雙贏”已經被找們談論了太多的時間,歷經15年艱苦的談判,這種“雙贏”終于被濃縮于多哈短短的8分鐘,被定格在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歷史鏡頭中。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穆爾在簽字儀式之后,曾對采訪他的中國記者說:中國入世,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刻……
然而,我們發(fā)現,出現在多哈會議上的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和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面對全世界的目光,除了微笑,更多的是平和。他們清楚,15年艱苦的談判之后,中國只是贏得了參與制定比賽規(guī)則的機會,而不是比賽本身。中國加入世貿,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承諾,更是國家對國家的承諾,是法律對法律的承諾;是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機遇與挑戰(zhàn)的共存。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巨變當中,在一個充滿無窮可能性的大時代里,我們和我們的英雄們甚至來不及往前看,未來就跑到了身后。
在曾經冀望的未來當中,2001年12月11日,對中國的歷史發(fā)生了深遠影響。這一天,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在前一天晚上,外經貿部在網上公布了中國加入世貿的法律文本。沒有儀式,沒有掌聲,中國就這樣平靜地成為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被稱為“經濟聯(lián)合國(微博)”的第143個成員。
伴隨著中國大陸加入WTO的,還有臺澎金馬的入世。它們的入世,意味著整個“大中華區(qū)”都告別了“亞細亞孤兒”的時代,可以集體享用全球化的盛宴了。
“雙贏”
讓我們繼續(xù)回頭看。
在15世紀,中國人有機會在全球范圍內展示自己的才華,一名叫鄭和的太監(jiān)率領著政府的船隊七下西洋,完成了當時的奇跡。這七次壯舉曾被認為中國尋求世界范圍承認的努力,而事實上,明成祖朱棣僅是希望炫耀武功,廣布王道。民間還有一種說法:建文帝流落海外,而作為叔父的朱棣則非要得到他的死訊方能心安。
得到不見得由衷的頌揚與敬仰,失去滾滾白銀——這種入不敷出的開放行為并未得到持續(xù)。
美國著名學者丹尼斯·布爾斯廷在《發(fā)現者》一書中說:“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是如何突然和固執(zhí)地從世界的門檻上后退并回到本國的。中國人不得不作出努力,甚至制定一種政策來撤退!
馬戛爾尼勛爵因為不肯對乾隆皇帝叩頭而導致了使團在北京逗留的時間縮短。天朝被得罪了,兩個民族開始對抗。為提議進行交往和貿易而來的馬戛爾尼發(fā)現,清帝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文化無動于衷。
對西方影響深遠的關于中國封閉落后和拒絕自由貿易的看法由此產生。所以在1840年,他們選擇了發(fā)動戰(zhàn)爭。
在160年前,中國被迫卷入自由貿易,她是那么不情愿。但是今天,我們卻發(fā)現,中國是如何突然和固執(zhí)地從本國邁進世界的門檻的。經過了長達15年的談判,在2001年11月10日,中國真正意義上融入國際社會。
中國有兩個原因注定入世的曲折:它曾作為西方模擬的對手;它的開放程度并沒有西方預期的那么高。
中國的入世是一種表面曲折而內中順利的安排。當一個國家尚未從計劃經濟中走出,應對市場挑戰(zhàn)便不可能成為事實。1986年,中國表達善意時,對于世貿組織而言,姿態(tài)并非唯一重要的條件,他們要求中國擴大開放。
而當日的中國政府,依然進行著計劃經濟的管理,迷戀于數目字和行政安排,維持一種罕見的平衡,絕不可能讓國外資本對剛剛振興的國有企業(yè)發(fā)生致命沖擊。雖然這種沖擊,理論上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對外部市場開放之前,必須開放內部市場。這個調整,鄧小平于1992年南巡時完成。此時中國已從自我抑制,開始展開制造業(yè)擴張。計劃的數目字既然無法控制市場需求,便尋求市場的自我調節(jié)。
計劃經濟的衰退不難解釋:國有企業(yè)缺乏增長動力,私營企業(yè)則不能得到政策庇護。簡言之,市場需求與計劃調整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
10年前的11月10日,在中央電視臺采訪龍永圖的節(jié)目中,一位觀眾問龍永圖:“作為談判專家,您在進行入世談判時,有多少協(xié)議高出您的底線,有多少低于您的底線,有多少是在底線附近的?”
龍回答說,談判說到底是一門妥協(xié)的藝術,關鍵是找到一個利益的平衡點,就比如一個婦女到商店買衣服,通過貨比三家,她已經知道這衣服的市場價格是80元,但她到大商場人家卻開出100元,怎么才能做成買賣呢?她出價時不會從80元開始,她會說60元,不行,她又說70元,對方還不答應,這時她就再讓一步說80元,對方也滿意,買賣做成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雙贏”。
十年過去了,我們像是真的雙贏了。
被時代選中的海盜
1967年8月7日—8日,當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曼谷舉行會議,發(fā)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lián)盟成立。這個致力于國家合作和自由貿易的組織,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推動著東盟各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而此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準備向縱深發(fā)展,年輕人開始了全國范圍的“大串聯(lián)”,工廠停業(yè)、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成為一種潮流。
在衰敗不堪的青島電機廠,工人們熱情洋溢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僅有的生產也只是為了按時完成政府的計劃。而作為他們支柱產業(yè)的電冰箱業(yè)務,自1959年起就已經陷入破產的地步。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青島電機廠在1980年與青島第四工具廠合并改稱為青島日用電器廠,生產電機和吹風機,后又研制了洗衣機。經營多年,終因生產的洗衣機質量不佳,在同行業(yè)產品評比中敗下陣來。1983年,他們開始研制電冰箱,翌年,試制成單門直冷式電冰箱。
開放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1985年11月,在引進了德國利勃海爾公司的15條電冰箱生產線后,更名為青島電冰箱總廠的日用電器廠最終完成了角色的轉換。它變成了現在的海爾集團,而它的CEO張瑞敏,則成為中國企業(yè)界的領袖。在中國政府的計劃中,海爾集團正在朝著跨國公司的方向前進,而張瑞敏則被認為是亞洲企業(yè)家新的典范。
2003年,網名“成一蟲”的一位分析師開始撰文系統(tǒng)性質疑海爾。海爾起訴了他。這樁丑聞上了美國《遠東經濟評論》的封面,叫做《海爾為什么要讓這個人閉嘴》。然而這絲毫沒影響海爾在海外的擴張,更沒影響到中國會出現一部叫做《首席執(zhí)行官》的影片,竭盡所能地對“凌敏”進行奉承。
這是足以顛倒乾坤的十年。
當年,著名的唐萬里、唐萬新兄弟操控的德隆系曾經風光無限,他們也曾意氣風發(fā)地在德國收購機場。突然之間,并購行動失敗了,像傅成玉掌握的中海油收購優(yōu)尼科一樣失敗了。
如今,舊日的大佬下了獄,風光不再,留給人們的只有傳說和回憶,以及出獄之后試圖東山再起的各種傳言與談資。
2001年的時候,中國銀行業(yè)的不良資產觸目驚心。10年之后,中國工商銀行已經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銀行。該剝離的不良資產都剝離了,該上市的都上了市,通過一場股權分置改革,通過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和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熊市,剛剛崛起的中產階層被成功地套牢。
2001年,大連萬達的王健林已經離開了足球。他目睹了中國足球最悲催的“金州不相信眼淚”,也目睹了中國足球的最后狂歡?墒窃2011年,他以救主的姿態(tài)重新回到了足球,成為中國足球最大的金主。然而他依舊沒能拯救這個破敗的夢想。足球對于中國人來說,依然是個破球。
那個被褒獎為教父的柳傳志,在10年當中,他掌控的聯(lián)想集團(微博)曾經風光無限,市值高達千億港幣,也曾因收購IBM而陷入低谷。他曾經在國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又成功復辟,出任聯(lián)想集團董事局主席。
突然之間,他又放棄了主席的位置,回到家里,回到農田,準備老老實實地去做一個“果園老農”,就像他曾經信誓旦旦地要聯(lián)想學習蘋果一樣。
2001年開始的中國互聯(lián)網“黃金十年”突然之間戛然而止。2000年的納斯達克(微博)股崩傳導到中國時,已經過了漫長的一年。但是中國互聯(lián)網公司絲毫不受影響,在1999年中華網上市之后,新浪、搜狐、網易紛紛上市,組建了華麗的“中國軍團”。
可是現在,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互聯(lián)網公司中華網在2011年宣布退市,“中國概念股”遭遇空前的做空,渾水公司輕松地腰斬了分眾傳媒(微博)。2001年叫嚷的“互聯(lián)網的冬天”在我們正在經歷的冬天,真的降臨了。
中華網用“退市”過冬,新浪用“微博”過冬,盛大用“私有化”過冬……張朝陽從攝影師王景春鏡頭下的“大男孩兒”變成了“老男孩兒”,還在描述著他能夠活到150歲的老年生活;丁磊養(yǎng)起了豬,盡管傳言中“丁家豬”已經被提前數年預訂一空,但誰也沒見過它們的真實面孔;馬化騰的騰訊倒是掌握了話語權,但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海盜模式”;在經歷了與雅虎不幸福的婚姻之后,阿里巴巴試圖整體收購雅虎,但人們聽到的故事卻叫做“愛國流氓”發(fā)動“淘寶傷城”……
那時候,硅谷的“海盜”們被稱為“英雄”,所以《硅谷海盜》會被譯為《微軟(微博)英雄》?墒潜葼枴どw茨退休了,他逃匿到了慈善事業(yè)當中,尋找救贖,傳播福音;史蒂夫·喬布斯退休了,他到另外一個世界去教上帝如何進行創(chuàng)新。人們總是在說:中國什么時候才能擁有自己的喬布斯?
我們的這些英雄們,即或曾經像海盜一般罪行累累,但他們被時間選中,改變了時代,改變了世界。他們代表著我們不滅的希望與向心力。他們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都充滿了偶然。他們的行動像這個國家一樣,常常令外人捉摸不透。
在長城和空城計之間
“中國的行為常常令別人捉摸不透。它曾在千百年間自居于它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對歐洲的強權政治及其引起的國際法充耳不聞。今天它卻捍衛(wèi)著一種純粹主義式的、起源于歐洲的國家主權觀念。”
這是美國的政治研究者安德魯·內森和羅伯特·羅斯對中國的看法。他們在其合著的《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求》一書中提出了上述觀點。
事實上,中國花了10年時間脫離“空城計”,而形成自己的長城,這種觀念上的長城已非昨日用以抵御外族入侵的萬里長城,更不是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象征!伴L城”現在變成了有原則的開放、有步驟的改革和趨于簡單的組織結構。
2001年,因為中國加入WTO而成為中國的“全球化元年”。10年之后,中國從全球化的參與者變成了屹立潮頭的領導者。
這10年會讓人想起賈島的《劍客》,“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會讓人想起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會讓人想起黃庭堅的《寄黃幾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會讓人想起陳奕迅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于我/我們還是一樣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走過漸漸熟悉的街頭/十年之后/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只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難免淪為朋友”。
在這10年當中,在全球化從若隱若現變成滾滾洪流的變化當中,在一個世無英雄的年代里,豎子都暴得了大名;在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中,出類拔萃之輩的光亮相互遮蔽,使我們看到了溫暖,也看到了陰翳。
10年之間,在長城和空城計之間,我們徘徊了許久。終于,我們又回到了起點,回到那疑問當中——未來屬于中國嗎?
《未來屬于中國嗎》透露:喬舒亞·庫珀·拉莫在與高層的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會晤后,撰寫了一篇名為“北京共識”的文章,向人們描繪了一幅中國新外交政策的迷人圖畫。“中國的目的不是沖突而是避免沖突。成功地制定戰(zhàn)略,有效地控制局勢,結果自然有利于中國。這種思想源于中國最早的戰(zhàn)略家——孫子,他說過: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彼麑懙馈
法瑞克·扎卡利亞援引了他的話,得出了屬于自己的結論:“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這就是中國的智慧,F代化中國崛起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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