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全球金融市場格局的改變，卻在短短十年之內發生了。

　　從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之內，中國銀行業在全球金融版圖中的地位有了顛覆性變化：十年前，中國銀行業徘徊在技術性破產的邊緣，十年后，全球市值十大銀行中國有四；十年前，中國金融從業人員對花旗、匯豐等海外金融機構仰為觀止，十年后，在大多海外金融機構遭受金融危機重創時，中國銀行業卻一枝獨秀；十年前，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只有17萬億元，而外資銀行在華資產規模接近萬億元，市場份額最多時占到了5%，十年后，中國銀行業總資產達107.4萬億元，而外資銀行增長到3萬億元，市場份額卻降至1.8%。

　　入世十年，中國銀行業在贏得掌聲和鮮花的同時，也在反思未來的發展之路。

　　融入篇

　　中國在入世談判中，金融問題尤顯棘手，原因在于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與國外銀行業差距太大，而且在公司治理、經營方式和盈利能力方面都凸顯薄弱。

　　入世后，中國銀行業通過股改和引資的方式為應對外資銀行入境帶來的沖擊做足準備。

　　資產困局

　　在1997-2000年間，中國銀行業整體的不良貸款率非常高，甚至超過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三個最受重創的國家———泰國、印尼與韓國。

　　業內初步測算，如果按照貸款四級分類，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達到了30%以上，按照五級分類則高達40%以上，而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M F)、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BIS)等的估計也大約處于這一區間。在與美國完成雙邊談判后，1999年，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一度上升到38%。

　　1999年5月，國務院決定先后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分別剝離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不良資產約1.4萬億元，使不良貸款率從38%下降到28%。但2001年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時，工、農、中、建四大行總體上仍然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況。當時，國外市場上關于整個中國金融系統實際上已處于“技術上破產狀態”的傳言不斷襲來。

　　事實上，中國銀行業脫胎于傳統體制下政府主導型的銀行體制，許多銀行業金融機構都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特別是工、農、中、建四大行，長期以來扮演著第二財政的角色，基本執行國家事業單位的內部管理制度，形成所有者缺位和職業銀行家缺位的狀態，后來又承擔了國有企業破產的成本。

　　股份制商業銀行雖初步建立了現代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卻存在著公司治理架構不健全、決策執行體系構造不合理、監督機制有效性不足等問題，有的還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這些都大大限制了股份制銀行體制優勢的發揮。

　　2003年，時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表示，“從1999年到2002年底，四家銀行按四級分類口徑測算的不良貸款比例平均下降了13個百分點，年均下降4個百分點，這其中既有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貸款的因素，也有商業銀行自身努力的結果。”但他同時坦言，與外資銀行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結構、資產質量、資本金與盈利能力和創新能力這四個方面的差距。

　　從2004年1月1日開始，按中國銀監會的要求，4家國有商業銀行、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開始全面推行五級分類制度，取消當時并存的貸款四級分類制度。在國際通行的五級分類中，根據內在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五類，取代了原先“一逾兩呆”的分類方法(即將貸款劃分為正常、逾期、呆滯、呆賬的四級分類制度)。這意味著銀行資產質量的分類方法徹底改變。

　　入世兩周年后，中央匯金公司成立。2004年1月，國務院正式宣布將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注資到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而管理450億美元注資的就是剛成立不久的匯金公司。同年6月，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簽署了一份價值2787億元的不良資產轉讓協議。此后，政府還通過中央銀行再貸款和中央財政支持方式，再為四大行剝離近1.8萬億元不良資產。

　　股改征途

　　2004年國有大行股改啟動，包括境外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建行為例，2004年6月9日，建設銀行發布《中國建設銀行分立公告》，稱該行將以分立的形式設立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隨即，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7月中下旬開始與花旗就引入戰略投資者的事宜進行談判。

　　在2005年3月以前，長期在建行“求婚者”這個名單上位居前列的是美國花旗集團。但是進入6月，當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的郭樹清發現已沒有時間與花旗集團就購買價格、外資入股后的管理權限、風險管理等諸多問題達成共識時，果斷中止談判，尋找新買家，并干脆取消花旗集團的承銷商資格，在建行6月2日上市籌備會上，就已沒有花旗集團代表出席了。

　　知情人士表示，建行、花旗集團聯姻失敗的主要原因除了出價低以外還在于花旗集團有所保留。“他們在一攬子合作計劃中將最有競爭力的如風險平臺建設、金融產品設計等付諸闕如。此外，最具增長潛力的信用卡業務也因花旗集團與浦發銀行排他性合作協議在先，不可能放在與建行合作之列。”

　　6月17日上午，建設銀行與美洲銀行簽署關于戰略投資與合作的最終協議，美洲銀行首期投資25億美元購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9%建行股份，第二階段將在建行計劃的海外IPO時認購5億美元的股份，未來數年內美洲銀行還可增持建行股份，最終持股可達19.9%。

　　建行與美洲銀行簽訂了戰略投資協議，成為四大行引入的首家境外戰略投資者。在此期間，民生、招商、深發展等其他商業銀行在沒有雄厚注資的情況下，也在進行著向“健康銀行”的轉變。

　　早在1991年4月3日，深發展就成為國內首家上市銀行。但在中國銀行業整體陷入不良資產泥沼之時，深發展也是泥足深陷。2002-2004年，深發展資本充足率從9.4%降到2.3%，不良貸款率從10.29%升至11.41%，其資產狀況在中國各股份制銀行中排在末位。

　　深發展的股改可謂“背水一戰”。2004年，時任交行深圳分行行長的肖遂寧代表深圳政府與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就為深發展引入財務投資者進行談判。在經過爭吵、法律訴訟、仲裁庭和解以及反復談判的屢番周折之后，深發展于當年5月31日發布公告：四家主要股東持有的深發展國家股和法人股轉讓給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后者以12.35億元獲得深發展17.89%的相對控股權。

　　戰投爭議

　　2005年，隨著四大行及股份制銀行相繼密集上市，卻觸發了外界對于中國銀行業“賤賣”的爭議，這一爭議在2008年戰略投資解禁后達到頂峰。

　　2008年下半年，外資戰略投資者所持有的H股集中解禁。其中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四家戰投持有的中國銀行股份、匯豐銀行持有的交行股份和美洲銀行持有的建設銀行股份。這些外資戰略投資者都被質疑有套利沖動。

　　在持有建行股份解禁前的2008年5月27日，美洲銀行宣布將行使購買期權，增持建設銀行60億H股，并于6月5日實現了交割。而市場預期美洲銀行將在當年拋售的股權正是這一部分。按照建行H股當時的價格計算，美洲銀行的賬面浮盈超過140億美元。

　　而后的事實也證明，當時，陷入金融危機的外資戰投紛紛拋售中資銀行股，套取巨額現金。但也有不同的聲音認為，“當年對于市場來說，購買四大行的股票就等于有去無回的投資，就連國內央企都不認可。盡管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境外戰投套利，但對于當時的銀行業而言，需要與外資機構合作提升管理水平和業務能力。”一位國有銀行戰略發展部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變通篇

　　本著W T O的原則，從外資機構“市場準入”的效果來看，截至今年5月末，已經有14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了37家外商獨資銀行、2家合資銀行，并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76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92家分行，此外，還有45個國家和地區的182家銀行在華設立了209家代表處。

　　自2006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結束后，銀監會對外資銀行全面實施國民待遇，但對外資機構的監管一直十分審慎，未來還有進一步開放的空間。

　　在外資行進入中國的同時，中資銀行也開始實踐全球布局。在英國《銀行家》雜志發布的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中國在入世前的2000年入選銀行僅有9家，到2006年這一數字增加到25家，而且出現了眾多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的身影。2011年，中國有三家銀行躋身全球十大銀行之列，分別是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中資銀行的資金實力和盈利能力與外資銀行的差距在縮小，顯示出中國銀行業的整體競爭力正在逐步提高。

　　磨合與競爭

　　入世一周年后，在中國銀行業中就發生了一次“地震”。2002年3月，南京愛立信(微博)公司提前還掉南京交行、工行的19.9億元巨額貸款，將巨額貸款轉移到據傳是花旗等外資銀行上海分行的賬戶中，由此推開了外資銀行介入中國金融市場競爭的“多米諾骨牌第一張”。

　　當時該事件的起因則是相關中資銀行難以提供“無追索權的應收賬款轉讓”業務。所謂“無追索權的應收賬款轉讓”是保理業務的一種，屬于貿易金融的范疇。如今的中資銀行已對此類保理業務駕輕就熟，但在2002年，南京愛立信“倒戈”事件的發生，用當時央行南京分行負責人的話來說則是，暴露出“中資銀行加快金融創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另一方面，過去中資銀行主要靠利差收入賺取利潤，而國外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一般都達到5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70%、80%。

　　2001年，在中國剛入世不久，時任招商銀行副行長陳偉就表示，“外資銀行一旦進來肯定會將注意力集中到高價值的客戶身上，集中在高價值高利潤的業務上面，同時還有比如信用卡業務、個人消費信貸業務和其他一些中間業務。”

　　2006年中國銀監會出臺的《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指引》開始施行，要求中資銀行應對外資銀行挑戰，必須加快金融創新、發展中間業務、增加盈利能力，提高中資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

　　十年來的事實也證明，入世把很多全球市場投資經驗和視野帶入了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銀行業的快速發展。

　　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報告統計，2010年全年，上市銀行實現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營業收入比平均達16.9%，且同比增長32.2%。同樣，在2011年上半年，我國銀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也實現了同比增長34.97%。

　　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商業銀行零售業務還存在很大的創新空間。前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今年3月曾指出，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雖然最近幾年增幅比較高，但多數是與信貸業務相關的業務收入(如信貸承諾費、服務費等)，實際上銀行業有近90%的業務收入仍是信貸利差收入。

　　開放與收購

　　入世后，我國銀行業承諾的開放度則是在已有開放基礎上擴大的。從2001年12月入世日起的三年后，開放外資銀行的境內公司人民幣業務；五年后再放開外資銀行的境內零售人民幣業務。

　　2006年11月11日，隨著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銀行業正式對外開放。11月24日，中國銀監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2007年，銀監會批準了9家外資銀行在我國成立法人銀行，其中花旗、匯豐、渣打、東亞四家外資銀行于4月2日正式營業。在華外資銀行期待已久的“國民待遇”終于實現。

　　面對外資銀行入境的沖擊，我國銀行業也已悄然向“走出去”轉變，從2007年開始，明顯加快了國際化和海外布局步伐，以增強競爭力。來自中國商務部和相關統計公告顯示，2007年，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只有16.7億美元，而2008年、2009年分別達到140.5億美元和87.3億美元。來自社科院不完全統計的數據也顯示，2006年，中國金融業海外并購金額僅12.6億美元，到2007年時這一數字已經達到歷史性的149.54億美元。

　　2007年10月8日，民生銀行發布分三階段收購美國聯合銀行控股公司至多20%股份的公告，開創了中國銀行業針對美國本土銀行收購的第一案。

　　2008年5月30日，招商銀行與永隆銀行控股股東伍氏家族成員代表正式簽署協議，收購塵埃落定。招行行長馬蔚華說，“這是一次控股權的收購，甚至可能是100%股權的收購。在香港市場上這種機會很少，以后會更少。自2001年星展銀行以54億美元收購道亨銀行之后，這是7年來第一次。”同時他認為，“國際化和綜合化經營是招行下一步發展的重點，而此次收購的主要意義正在此，這是招行致力于國際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招商證券也分析稱，招行收購永隆是迄今國內銀行對成熟市場銀行絕對控股型收購的最大一筆。從戰略目標和收購價略高上看，招行收購永隆類似美洲銀行收購波士頓艦隊金融公司，存在地域互補和業務互補效應的潛能，符合公司戰略方向。

　　而支撐中國銀行業“走出去”的基礎，正是資產質量不斷向好。2009年，中國銀行業一級資本總體在9%上，資本充足率在13%左右，當全世界去杠桿化的時候，中國銀行業存貸比是65%-70%。到2010年，全國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率降至1.14%，資本利潤率達到17.5%，工行、中行、建行上市5年，農行上市一年，共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交納所得稅近4000億元。

　　在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銀行業對于海外布局也開始走向理性。不少業內專家認為，目前中國銀行業金融服務還存在很大缺口，“中國銀行業需要立足本土，而當前適當控制資產增速和資產結構的優化是銀行業轉型的首要任務，同時信貸結構也面臨調整。”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宗良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監管與前景

　　普華永道今年6月發布的《外資銀行在中國》調查報告稱，外資銀行在中國占據1.83%的市場份額；2010年，在中國開展業務的127家外資銀行總資產增長29%，達到1.7萬億元。

　　從絕對數據來看，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相比上一年有所減少，對此，花旗中國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歐兆倫認為，這主要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進出口貿易客戶占據了外資銀行客戶的重要份額，因此，外資銀行在這部分客戶的業務的確有所影響，但如果從相對數據來看外資銀行在貿易融資業務上的市場份額并沒有縮小。

　　如今對外資銀行在監管方面給予的也是“國民待遇”，比如信貸額度的控制，但在經營業務地域和產品種類上都已大大放寬。據了解，匯豐中國有100多個網點，同時在中西部建立了多家村鎮銀行。而在業務范圍上，外資行開始對內地居民銷售理財產品，發放人民幣按揭貸款，吸收存款，發放信用卡等。

　　在歐兆倫看來，現在中國整個銀行業的市場，已經是全亞太地區最大的，特別是實體經濟發展很好。“十二五”規劃已經出臺，強調經濟結構的調整，外資銀行也要跟上這個調整的步伐，結構調整、宏觀環境變化對外資銀行的發展來說是有利的。對外資銀行而言，從宏觀環境和經濟發展速度來看，中國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市場之一。

　　 十年反思：中國銀行業由大到強還有多遠？

　　盡管入世十年中國銀行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我國金融體系基本的結構和格局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資產規模的快速增長也改變不了“大而不強”的現實。

　　首先，我國銀行業收入結構仍存遺憾。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采用的是收入來源中以信貸利息收入為主，而利息收入中又以批發業務利息收入為主的盈利模式。這種模式延續至今，導致了商業銀行的發展需要以資產規模擴張為主要手段，以存貸款規模的增長來維持利潤的增加。由此帶來的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展路徑是依靠高風險權重的貸款業務，而產生典型的高資本消耗，在盈利能力不足和資本補充渠道不暢的情況下，銀行謀求通過二級市場不斷地進行再融資，以此補充資本金。

　　其次，利率市場化改革尚待攻堅。今年，貨幣政策緊縮效應在市場中發酵，中小企業“錢荒”現象再次凸顯，中國利率體系中的“利率雙軌制”已顯出弊端。商業銀行執行著規定下的官方利率，銀行惜貸加劇了資金緊張，越來越多企業則被驅趕到市場上去解決融資問題，而眾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城鄉信用社則是市場化利率，民間借貸利率也在市場供需關系的調節下不斷水漲船高。同時，金融脫媒現象加劇，從銀行貸出錢去民間放貸的現象開始蔓延，由此帶來的民間高利貸傳導風險浮出水面。此外，11.5萬億元的影子銀行體系空前活躍，約占銀行信貸規模的20%。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今年8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當前我國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時機已日趨成熟。在貸款利率市場化方面，簡化放寬貸款利率下限和貸款利率檔次是推進貸款利率市場化的主要方式；在存款利率市場化方面，應該首先改變存款利率上限管理。

　　第三，融資結構嚴重失調。盡管經過了十年甚至20年的市場發展，但我國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不夠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及董事長胡祖六(微博)分析稱，以2009年為例，在大規模的經濟刺激下，銀行體系新增貸款9 .6萬億元，而股市和債市融資加起來6000億元。這種重銀行、輕市場，間接融資主宰直接融資的格局并沒有根本性改變。

　　第四，監管協調有待加強。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微博)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外資金融機構大舉進入，其中很多金融機構是混業經營，綜合優勢明顯。以我國現有分業監管體制管理混業經營的外資機構和交叉代理的中資機構將會面臨不少新的矛盾和困難。對于當前“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曹鳳岐分析稱，這尤其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存在職責不清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各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協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問題。從長遠看，中國應當走金融統一監管或綜合監管之路。建立統一監管、分工協作、傘形管理的金融監管體系。

　　（責任編輯：郭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