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偉

　　昨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12月5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近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此前，11月23日，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表示，人行對浙江省6家農村合作銀行恢復執行16%的存款準備金率。

　　在此筆者認為，適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是非常必要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點：

　　一是呵護市場預期的需要。

　　一般來說，影響我國貨幣流動性的因素主要有：新增外匯占款情況；新增貸款情況；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和信貸管理等，而新增外匯占款波動對市場沖擊之大，也被看作是“中國特色”之一。

　　央行數據顯示，10月末外匯占款余額為25.4869萬億元，當月外匯占款下降了248.92億元。這種少有的負增長牽動著市場神經。記得上次單月外匯占款下降還是2007年12月的事，而那次下降后我國股市的大跌，也成為小股民們永遠的痛。雖然我們無法準確測算外匯占款漲幅和股市漲幅的關聯度，但突發性事件引發的集體一致性預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需引起高度關注。

　　控制流動性涉及很多問題，比如監管部門監管紅線、小企業金融債發行等，但相比較而言，目前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更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之高世界罕見，整個市場繃得很緊，現在哪怕僅僅下調0.5個百分點，市場就會形成存款準備金率進入下行通道的預期，能大大激發民間投資的熱情，拉動內需。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信心真的比黃金還重要，需好好呵護。

　　二是外部經濟環境不支持貨幣政策緊縮。

　　從國際上看，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問題持續惡化。國債是傳統金融工具，雖然簡單但解決起來很棘手，可以預見，發達國家的債務問題在三五年內難以有效改善。受債務問題拖累，世界經濟陷入溫和的“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通過貿易、資本流動等渠道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我國外部經濟環境收緊的趨勢明顯。

　　今年1~10月我國貿易順差下降15.4%，貿易順差額占GDP的比重降到1.4%，出口這架馬車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弱化，倒逼我國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外部經濟環境收緊不支持緊縮的貨幣政策。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我國放松貨幣政策只是時機、方式和力度問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理應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選項之一。

　　三是保增長需要調整貨幣政策。

　　眾所周知，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是在物價上漲和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平衡。從去年10月份我國啟動以量化緊縮為主的貨幣政策以來，已取得抑制通脹的政策實效。CPI年底有望回落到5%以內，明年年初有望控制在4%以內。防通脹已取得一定成效，當前的宏觀調控重點宜適時調整，及時轉向保增長。

　　因為我國經濟增速已回落，三季度GDP增長同比下滑到9.1%，預計四季度增速將下滑到9%，并延續平穩回落態勢。考慮到今年一季度GDP增長9.7%，起點較高，明年一季度GDP回落到9%以內的可能性較大。宏觀調控雖然實現了經濟增長“軟著陸”的目標，但也出現了一些需要警惕的苗頭，比如說，在實施緊縮貨幣政策的過程中，受沖擊較大的是私營部門，尤其是小微企業，在一些地方高利貸問題嚴重。11月23日，匯豐公布的11月匯豐中國PMI初值由上月終值的51.0跌至48.0，創下32個月來的新低，顯示我國工業生產繼續放緩。

　　有鑒于此，確保經濟增長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宏觀調控的重點宜逐步轉向保增長，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支柱之一，做出適當調整是題中應有之義。

　　也許有人會說，保增長不能僅靠貨幣政策，還需打好財政政策這只“組合拳”。但近年來的實踐表明，財政政策越擴展，國有部門尤其是大型壟斷企業獲得資金等各種稀缺資源的優勢越明顯，這不僅加大對私有部門的擠出效應，加劇“國進民退”問題，還抬高了整個經濟的運行成本。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地方城市基建投資動力將有所削弱。另外，我國正大力推行財稅改革，也不支持擴張的財政政策。

　　在這種經濟形勢下，加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和靈活性、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成為應有的選項。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