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一平 北京報道

　　 網絡時代，輿情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社會改革的推動力，在發改委啟動對中國電信(微博)與中國聯通(微博)反壟斷調查的“破冰之旅”時，以央視為首的媒體迅速形成了一輪輿情，社會公眾對此充滿期待。但是，隨著電信行業媒體《人民郵電報》的“立馬橫刀”，以及顧忌到電信聯通的“副部級”官方背景，情緒高漲的人們不由得冷靜下來：本次輿情會如以往成為改革的動力嗎？為此，本報專訪著名企業風險管理專家、北京智慧聯合風險管理有限公司戰略決策委員會主席、恐龍（KOLONG）數據首席風險分析師雷雨先生。

　　 《華夏時報》：對電信與聯通的反壟斷調查，雖然沒有最終的調查結論，但是發改委依然對外公布，央視作為“龍頭”媒體，更是率先“發兵”，直指電信與聯通壟斷弊端。但是《人民郵電報》的“半路殺出”，以及新華社的“搖旗吶喊”，無疑昭示一場“較量”即將展開，這意味著什么?

　　 雷雨：改革歷來就是一種沖突和較量。但是，對于工信部下屬媒體、代表運營商聲音的《人民郵電報》的“混淆視聽、誤導公眾”的 “頭版”文章指責，以及新華社認為發改委“欠慎重”的評論，相信社會公眾還是大吃一驚的，因為沒有想到“阻力”會這么大。社會公眾做出此次反壟斷調查案將以“消極結局”收場的預期，實際上是公眾對輿情能否成為改革的動力表示懷疑。

　　 《華夏時報》：如何理解輿情成為改革的動力呢？有沒有具體的例子可以說明？

　　 雷雨：輿情成為改革的動力，簡單的理解就是民意不可違。尤其是網絡時代，當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意見匯集到一起，形成了有效輿情，政府就開始重視這種輿情，并做出相應的改革或處理舉措。我們以2010年“一報一社”關于房地產調整的輿情為例。

　　 2010年3月28日至4月2日，新華社以《紅火景象下的樓市之憂》為開篇評論，連續6天播發評論，對房地產當前的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其話題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樓市交易中的投機行為、權房交易中的官員腐敗，以及利用稅收政策調節房地產市場等。而《人民日報》也從4月1日開始，以《房價今年會怎樣》、《“地王”會不會消失》（4月2日）、《預售制能否取消》（4月6日）3篇報道相呼應。“一報一社”的文章迅速被各級媒體廣泛轉載，并配以深度解讀和大量現狀調查與報道，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巨大的輿情導向，最終形成以京版“國十二條”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法規紛紛出臺并切實執行，令曾經瘋狂一時的房價遭遇迎頭痛擊。這就是典型的輿情成為改革的動力的例子。

　　 《華夏時報》：本次電信聯通壟斷案是由中國經濟最高管理機構發起的調查，權威媒體央視也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網絡媒體也緊緊跟進，可以樂觀嗎？

　　 雷雨：輿情能否成為改革的動力，關鍵看能否形成一輪有效的輿情。2010年房地產調整事件中的輿情，由于是“一報一社”率先發起，其中新華社在中國傳媒領域地位超然，《人民日報》更是執意識形態之牛耳，加之網絡媒體的介入，由此形成了一場有效的輿情，最終成為改革的動力。而本次電信聯通壟斷案的輿情形成中，雖然央視最先“發力”，但顯然與2010年由 “一報一社”率先發起的房地產政策調整輿情有很大的差別，因此，能否產生有效輿情也是值得質疑的，不能形成樂觀預期也是必然的。

　　 《華夏時報》：能否具體分析一下其中的差別或緣由？

　　 雷雨：第一，從傳統媒體來分析，雖然當今社會已經進入網絡時代，但傳統媒體仍然具有足夠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以傳統媒體為起點發起的輿情，無論是輿情壓力、輿情風險和最終的輿情效果，在很多時候較于網絡媒體還是處于優勢的。據不完全統計，自11月9日至今，傳統媒體關于本次反壟斷案的報道為2300余條，其中報刊1859篇，電視269（欄目/次），廣播211（欄目/次）。僅從數量看，似乎可以認為是一場大規模輿情的起始。但是，大量的報道或是重復發改委的通知，或是分析發改委的態度，沒有關于電信和聯通壟斷現狀的深入調查，沒有關于通信業企業的生存狀態勾勒，沒有業界人士和法律人士對于壟斷形成內外因的剖析和應對策略，甚至沒有發改委有關人士關于此次調查最終期望結果的明確表態。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場以媒體為媒介的廣泛文件傳達，而不是一場借諸媒體的公眾社會政治表達。

　　 第二，本次反壟斷案，雖然網民參與的積極性比較高，但對新浪、搜狐、天涯、貓撲、凱迪、強國、網易等多個知名論壇網民輿情進行監測分析，網民的評論很快脫離了針對電信和聯通的調查，而變成對包括石油、電力、鐵路等所有領域的壟斷現象的揭露和聲討。這種“一事未畢再生一事”和“處處開花不結果”的做法早已是網絡的通病，它使人們很難持續地關注一個社會問題，也就很難讓公眾的社會政治表達理性、連貫和有效。同時，如果網絡上的聲音集中于電信和聯通壟斷地位的探討和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引起行政主管部門的反思和自省，起碼也會對行業現狀有了多維的思考，這對于逐漸規范行業和企業行為是有益的；而如果像現在網絡上這種萬炮轟鳴的做法，反而會令政府部門心生反感，更會認為這是公眾對大型國企的誤解，這種情緒的反彈最終無非是引向三個結果：一是置之不理，用時間平息輿情；二是用政府力量強勢介入，扭轉輿情方向；三則是著眼于扭轉公眾意識形態，樹立社會精神新秩序。無論哪種結果，實際上都同輿情的初衷南轅北轍。

　　 第三，從歷史上看，對于通信產業壟斷地位的質疑聲時有發生，但最終都不了了之，由此而形成的輿情更是難成規模，更妄論最終效果了。多年以來，媒體對于電信業壟斷的報道何止百余次，但無不是零星松散，難成氣候，更多的則是剛一開口，旋即無聲無息，即使是小規模的輿情也是乏善可陳。這一切，或許都是電信業深厚的官方背景所致，大的輿情景氣如此，我們又有什么理由相信這一次會不同呢？

　　 第四，與房地產業相比，電信業的民生權重系數不夠。眾所周知，當前中國社會對于民生問題高度重視，一旦涉及這一范疇，為避免發生不愉快事件，各級政府往往會選擇息事寧人。也正因如此，凡涉及“菜籃子、米袋子、新房子”之類的民生必備資源問題，政府機構的處理態度便相當謹慎。但各級政府機構對于民生的理解也就到此為止，至于寬帶接入的費用是否過高，網絡使用成本能否被公眾接受，對于忙于應付各類基本民生問題的官員來說，是完全可以擱置和漠視的。畢竟，不上網對生活基本質量沒有太多影響。

　　 最后，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久的將來，有媒體刊登出一篇貌似公允、實則為電信業訴苦喊冤的報道，或者學者指出電信業發展應符合中國國情，又或者是一篇充滿學術味道的策略報告，我們便有理由相信，此次“破冰之旅”的反壟斷案輿情可能就胎死腹中了。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也不應該發生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