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人們面對市場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有一個標準回答：“這是體制問題。”所以中國需要加入WTO來沖破體制的牢樊。

　　加入WTO十年后，人們面對經濟中出現的幾乎所有問題還有一個標準回答：“這是體制問題。”

　　體制問題不好解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改革結果的不確定性：任何變化都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直接或間接后果，包括一些無法預測的負面影響，所以沒有人能站出來打包票體制改革一定會造福四方。二是不容易發動：體制的變化牽涉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協調起來難度過大，尤其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又往往是體制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

　　于是，人們曾寄厚望于WTO：來自外力的國際化進程往往可以破壞既得利益的平衡，或者說大大增加維護既得利益的成本，從而促進體制改革。設想一個企業A，因為融資市場的低效率導致成本偏高，在一個封閉經濟內，企業A的銷售也許會因價格偏高而略減，但因為所有企業都面臨市場的低效率，A仍可高枕無憂。但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企業A的銷售就不是略減的問題，而是很有可能被腰斬，因為國際企業不受低效融資市場的困擾，所以任何體制缺陷都會影響國內企業的競爭力。面對加入WTO后的國際競爭，政府應該更有動力去改革融資市場。

　　那么如此簡單的邏輯為什么沒能在日益開放的中國產生作用呢？因為這個邏輯的假設是錯誤的——市場的低效率對企業的影響不是一視同仁的。在現實中有些企業因為所有權、政治紐帶或所處行業等原因，比其它企業更容易規避市場渠道，因而無需支付市場低效帶來的額外成本。這些特權企業自然會在競爭中獲得更加豐厚的利潤，實際上，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中，市場效率越低，特權企業面對的競爭就越少，它們的利潤也就越高。因此這樣的企業往往更樂意從利潤中分出一部分來用以維持這些特權。不幸的是，維持特權，也就往往意味著維持市場的低效率。

　　在國門敞開之前，企業面臨兩種選擇：努力創新，提高產品性價比，或者努力鉆營，爭取更大特權�？梢韵胍�，市場效率越低，后者的吸引力就越大，而當經濟中存在越來越多的可以規避市場渠道的特權企業的時候，改革的動力也會越來越小，也就是所謂的體制僵局。

　　國門打開將同時產生兩種效應。首先，在開放的國內市場，特權企業不再跟國內同行競爭，而是跟國際價格競爭，所以抑制市場效率不再能幫助特權企業提升利潤空間。其次，在廣闊的國際市場，任何市場效率的提高都會給具備競爭力的企業帶來比以前高幾倍幾十倍的收益。按說，這兩點都應該為制度創新提供動力，從而打破體制僵局。

　　可惜，這個邏輯還是錯的。

　　第一，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的確，在一個開放的經濟中，抑制市場效率不再增加特權企業的利潤空間，但越是有特權的企業越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當國際化把市場中的無名小輩們競爭出局之后——記住，這些無名小輩們面對的仍然是國內高成本低效率的體制，因此缺乏競爭力——特權企業就在經濟中占據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這些特權企業的生存將關系到很多利益的生存，包括政府尋租的利益。因而，在國際競爭的沖擊下，決策者的目標函數就從經濟的效益變成了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在WTO的沖擊下，我還剩下什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答案：剩下的是這些特權企業以及它們能夠帶來的“租金”。因此，國際競爭越激烈，政策傾斜的趨勢也就越明顯。當然，政策傾斜是與體制改革背道而馳的。

　　第二， 一場全局性的體制改革的確可以為廣大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打拼增加后勁，但前提是有這樣一批企業存在。它們有長期培養起來的技術有能力有沖勁，只要把它們跟高效的勞動力、資本、信息和產品市場結合起來，這些企業的增長勢頭會非常迅猛。那么這樣的企業在哪兒呢？我們的經濟中還有很多，但正在漸漸消失，而且體制僵局維持的時間越長，這樣的企業也就越少。當炒房地產比搞制造業更有吸引力，當隨時改變的游戲規則打消了任何長期投資的積極性，有誰還會去費心打造一個有技術有能力有沖勁的企業？沒有了這樣的企業，沒有了潛在的體制改革的受益者，體制改革在短期中很難看到收效，那么又有誰會有動力去打破體制僵局？

　　第三， 這個分析沒有把外資企業的在華業務考慮進去�？鐕�公司由于其全球化的金融、生產和銷售布局，在人才、技術和融資方面很大程度依靠公司內部整合，因此對國內體制的依存度相對較低。在加入WTO后，如果打拼國際市場的主力軍是跨國公司的在華子公司，那么我們即使在低效率的體制環境下仍然可見繁榮盛世，從而打消了改革的緊迫感。事實上，我們經常引以為傲的高新技術出口，依靠的往往是跨國公司內部的資金和產品供應鏈，而不是中國的市場發育。

　　所幸的是，以上所講都是極端的例子，目的是剖析加入WTO后的市場開放和體制改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國經濟最終往哪條路上走，靠的不是WTO，而是要直面自己的目標函數和制約因素，盡管這種直面很有可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