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麗琦 發自山西

　　“山西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民間借貸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相比煤礦未整頓之前，民間借貸的市場已經大大緊縮了。”在山西從事民間借貸的王偉感嘆現在的生意不好做，“大戶少，散戶多，風險也會增加。”

　　“溫州模式在山西永遠不會上演，與溫州傳銷式的集資模式不同的是，山西的民間借貸一般都是一對一(借貸雙方)，或者一對二(借、貸、中介)。溫州的資金出借主要是高額利息的吸引，像金字塔一樣累積，但山西資金一般直接流向實業，出借的過程中就能看到利潤空間，資金回籠的速度也較快。”山西省星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勇介紹說。

　　興于煤礦

　　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市，素有“三代京華，兩朝重鎮”之稱。是我國重要的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個世紀90年代，全國煤價開始大幅上漲，國有煤礦生意興隆，小煤礦遍地開花。一些人開始私自上山找煤，“開個口子”就能架機器開煤窯。這些人開始的時候手里沒有資金，到銀行貸不出來，于是民間借貸開始方興未艾。

　　“與溫州不同的是，山西的民間借貸主要投向實業，在辦理借貸的過程中就能看到所投實業的利潤空間，主要是開煤礦、搞運輸等。”山西省星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勇介紹說。

　　“那是民間借貸的黃金時期，”王偉說，“一個月借出去10萬塊錢就有2萬元的收入，那時候都是大戶，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利息也高得驚人，基本上月利息都能達到20%。”

　　變化出現在2009年4月，《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其核心內容就是“全力推進山西煤礦產業整合”。山西全省煤炭礦井總數由2598座減少到1000座，到2015年減到800座，保留礦井要全部實現以綜采為主的機械化開采。

　　于是，煤老板淡出山西煤炭產業江湖，中小煤礦開始轉身，退出利潤可觀的煤炭生意。民間借貸也受到波及。

　　“現在的借貸越來越不好做，散戶多，用的錢也少，一年也遇不到幾個貸款大戶。”王偉介紹說。

　　隨之而來的是利息的降低，一些煤老板轉身之后做起了房地產的生意，資金上有了銀行的支持。

　　“散戶多，額度小，風險也增多了。很多從事民間借貸的人也開始轉行做起了其他生意。”律師李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民間借貸的資金流向也開始發生變化，一些和煤礦有關系的人開始做起了倒煤的生意，成立煤站。還有的投入汽油產業，還有一部分人開始做大汽車配件的生意，大同如今已經成為大型汽車配件集散地。這些新行業的崛起也帶動了民間借貸資本的轉型。”

　　利息居高不下

　　“說到風險，做什么沒有風險？不管怎么轉型，民間借貸的存在都是必需的。我會堅持做下去。”王偉說。但他明確對記者表示，他暫時不會考慮注冊小額貸款公司。“受到的限制太多，一旦管理不嚴格，很容易出問題。”

　　那么如何抵御民間借貸所帶來的風險呢？

　　“主要考慮的不是借款人的信譽度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抵押。但現實的問題是，個人借款的抵押辦理的程序很難，很多地方甚至不開展這樣的業務。于是民間借貸想出了一個辦法，出借人與借款人之間簽訂抵押物的買賣合同。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全部還上之后，買賣合同也就沒有必要成立。”王偉說。

　　“但這樣做無法阻止‘一女多嫁’，因為只是簽訂買賣合同，并未進行產權轉讓。風險也就隨之而來。”李勇律師提醒說。

　　事實上，無論是承諾給放款人的高息還是企業自身運轉，都需要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中小企業。因為真正能夠讓這些借貸公司賺取高額差價的依然還是眾多的中小企業。

　　一方面，國有銀行被限制對高耗能企業貸款。從而中小民營企業從國有銀行得到貸款的可能性降低，對民間借貸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隨著國有銀行貸款利率的提高，民間借貸利率水漲船高，曾一度突破年利率50%。而民營企業又無法因為缺乏一定數量的流動資金停產還未收回投資的企業。那樣的話損失更大，所以不得不繼續高利率的民間借貸，承擔更高的經營風險。

　　“一般來說，有資質的，我們能夠了解到的盈利非常好的企業，利息都不會太高，基本不超過月息5分。這和一般的小額貸款公司差不多。”王偉向記者透露，當然，具體還要根據企業的抵押物品來決定，“那些資質特別好的公司，我們的放貸利息也相對較低，因為可以長期維持。但基本都是半年還款，然后企業可以再申請借款。”

　　而那些短期內缺乏抵押物又急需用錢的客戶，利息則基本都在月息5分以上，有的甚至是1角左右，且放款額度不會太大，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因為時間拖得太長，這筆資金就有危險。”

　　“正常情況下，20%的年息在國家基準利率的4倍以內，基本沒什么風險，很多企業也能負擔得起。”王偉說，“就怕搞民間借貸的這些人的資金倒來倒去，利息也逐漸累積起來了。”

　　“比如我有一筆放款，年息在20%左右，但是如果別人目前手中沒有余款，但卻有企業急需并給出高息，那么他可能就會找我，但我也不能白做，也要按照正常或稍低一些的收取利息，那么這筆利息最后買單的還是用錢的那家企業。如果是通過兩家或是三家公司進行中轉，那么利息恐怕就要翻倍了。這種模式就類似于溫州的模式，一旦最下面的鏈子斷掉了，那么整個利益鏈就會崩盤。”

　　王偉介紹說，他的主要貸款客戶經過長期的積累，幾乎都是來自煤炭以及煤炭相關的中小企業或個體戶，“當然也有部分優質企業，誰都有缺錢的時候，緊急周轉的時候企業還是愿意找我們，因為銀行放不出錢。”

　　鄉情捆綁風險

　　中小型民營企業對短期流動資金借貸的渴求也就使這種畸形的民間借貸得到了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借貸的區域性很強，一般放貸者只會貸款給自己勢力范圍內的企業，而不會冒風險貸款給自己勢力范圍之外的企業。一般來說，一個縣的經濟中心只有一個，所以這種民間借貸也就常以縣為單位，資金一般不會跨縣流動。

　　“鄉情，是山西人特別重視的一種情感，對同鄉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較為信任，但也同樣存在風險。”王偉介紹說。

　　2010年12月，山西洪洞縣曲亭鎮東李村67戶村民傻了眼，因為自己貪圖比銀行存款更高一點的利息，把他們辛辛苦苦積攢的近300萬的“閑錢”借給了本村村民秦留喜，而秦留喜卻突然死亡了，人死了，錢找誰要？

　　東李村，這里遠離城鎮，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村，全村僅有300余戶，完全靠種地和打零工賺錢維持生計。

　　秦留喜是山西洪洞曲亭鎮農村信用社東李村聯絡員，主要負責村里和信用社的信息聯絡工作，在本村村民當中有很好的信譽，不管哪個村民急需用錢，他都能在第一時間把錢拿給村民。從2007年開始，秦留喜就開始頻繁借村民的“閑錢”，給高于銀行存款的2.5分利息，并承諾隨時需要隨時可以拿走，村民便把原本存在銀行里的或是留在家里的“閑錢”都借給了秦留喜，而秦留喜也很講信用，按月支付利息，誰家急需用錢，他也都會及時地拿出來。就這樣，全村有67戶村民共計近300萬借給了秦留喜，而秦留喜也一一給他們打了借條，甚至有部分村民連借條也沒有打。

　　“所以很多專門搞民間借貸的人都不做信譽貸款，要有抵押物才可以，且抵押物的評估一定低于它的實際價值，這樣，即便借款人出事了，風險也會相對降低。”王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