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陸玲 發自北京

　　8月22日，大衛·比爾斯(DavidBeers)早早到了會場。深藍西裝、白襯衣、無框眼鏡下是掩飾不住的疲憊。

　　這是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后，大衛·比爾斯首次在華與媒體的見面會。作為標普董事總經理、全球主權政府和國際公共產業評級主管，大衛·比爾斯近日顯然承擔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當然，或許比大衛·比爾斯壓力更大的要數德文·夏爾馬(DevenSharma)了。8月23日，在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僅僅17天，標普母公司、麥克勞希爾公司突然宣布其總裁夏爾馬將在年底離開，花旗銀行首席運營官彼得森將從9月21日起接替總裁職務。

　　盡管標普母公司麥格希新聞發言人表示，總裁夏爾馬離任不是迫于政治壓力，標普總裁人選變動不會影響未來的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但是由于時間敏感，夏爾馬的離任不免令外界產生聯想。《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夏爾馬離職與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相關。華爾街知名金融博客ZeroHedge稱，夏爾馬是因為“講真話”引起了美國政府的不滿才被換掉。

　　標普空降新總裁

　　現年55歲的夏爾馬出生于印度，2006年加入標普，出任該公司負責投資服務與全球銷售業務的執行副總裁，一年后被任命為標普總裁。此次看似倉促的離職其實并不意外。自8月5日力排眾議將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為“AA＋”時，就有市場人士預測，麻煩大了。

　　距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不到10天，美國政府旋即啟動了對標普的大范圍審查。8月1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稱，將詳細審查標普在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時使用的模型，同時還將審查標普“內幕交易”。

　　此次夏爾馬的被下課，雖然麥格勞—希爾公司聲明稱，自去年年底標普被分為兩個獨立的機構后，標普便開始了尋找繼任者的工作。但因其離職恰好發生在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短短兩周后，市場人士對夏爾馬離職的真正原因仍表示懷疑。

　　三菱日聯證券駐紐約的信貸策略師希柏特表示，夏爾馬看來像是被趕出門的。如果是按計劃退休，麥格勞—希爾集團的處理方式應該會不一樣。華爾街知名金融博客ZeroHedge認為，標普新總裁來自曾需美聯儲數百億美元資金援助的花旗，這種與美國政府的緊密聯系將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降的事件難以重演。夏爾馬是因為講實話被撤換，標普高層希望通過任命彼得森為新總裁來幫助修復其與美國政府的關系。

　　資料顯示，現年53歲的彼得森是個經驗豐富的銀行家。1985年進入花旗集團，2001-2004年，任花旗集團首席審計員，2004-2010年，擔任花旗集團日本地區CEO，2010年，開始擔任花旗集團首席運營官。“是一位出色的全球領軍者，在金融及資本市場擁有廣泛的經驗，在日本、拉丁美洲、美國等不同市場都擁有成功的商業成就。”其實早在金融危機期間，夏爾馬就曾差點被下課。彼時美國國會多次傳喚，讓其就“為什么早沒做出警告”進行無休止的解釋。

　　對于批評標普在金融危機期間以及下調希臘等國主權信用評級問題上相對“后知后覺”，并沒有起到應有的預警作用，大衛·比爾斯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那些指責都是沒有邏輯的。實際上，早在2004年，標普就下調了希臘主權信用級別，但市場的反應從最初的并不認可到最終不得不承認事實，并導致了市場的波動。標普只是做了評級機構該做的事情，給市場準確的提示。

　　大衛·比爾斯還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預計今年晚些時候，希臘便有可能會出現債務違約，但最終償債能力是否會緩解，還要看希臘延期償還的建議能否被采納，以及是否會進行債務重組。他還強調，標普對歐盟區的主權信用評級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也受到了很多批評，如果情況繼續惡化，標普不會因為“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帶來巨大的市場波動”就對歐盟區手軟。

　　不認同美財政部指責

　　對于標普8月5日發布的評級結果，美國財政部曾第一時間指責其評級存在巨大的計算錯誤，其對未來十年美國財政赤字的評估誤差高達2萬億美元。“美國財政部的評價并不真誠，”大衛·比爾斯在媒體溝通會上指出，“蓋特納在對標準普爾下調評級進行批評的過程中提到了兩點：一是國會兩黨有關債務期限曠日持久的辯論導致了政治分裂；二是長期而言，美國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仍不可持續。而這正是標普作出降級決定的兩個核心要點。蓋特納可能不同意我們的結論和分析方法，但他的觀點與我們實際上是一致的。”

　　大衛·比爾斯表示，“美國財政部對美國未來財政狀況的預測時間期是10年，而標普的評級是針對未來3-5年內美國財政赤字進行展望，不同人對未來會有不同預期，不存在計算上的錯誤。”大衛·比爾斯還在會上介紹了標普今年6月份剛剛發布和完善的主權評級框架。“在標普的主權評級框架中，確定主權信用度有五項關鍵因素，分別是政治得分、經濟得分、外部得分、財政得分和貨幣得分，而這次美國主權信用被降級，其五項評分均有下調，先是政治得分降低，因為兩黨解決經濟問題的意愿和能力在減弱。”

　　大衛·比爾斯表示，政治和經濟狀況，以及財政政策的靈活性和表現狀況決定著主權評級水平。而政治風險得分，主要評估因素為決策和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次要評估因素為制度、數據和過程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大衛·比爾斯介紹，從近40年標準普爾全球主權信用評級數據看，自1988年以來，全球各經濟體主權信用惡化的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年來，很多發達國家出現債務問題，“AAA”評級比例在不斷下降。

　　在大衛·比爾斯看來，“這種變化不僅是金融危機的結果，更反映出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健康醫療等社會福利支出持續上升和缺乏更好的財政赤字解決方案的長期性問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應當警惕，這些國家應充分考慮如何在財政穩健和社會福利支出上尋求長期平衡”。

　　繞不開的收費模式

　　“標普下調評級是有道理的。美國政府調查標普屬流氓手段，意在震懾另兩家評級公司。”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其微博中指出。

　　繼標普遭美國司法部調查后，穆迪近日也遇到麻煩，盡管其目前仍維持AAA的美國主權信用評級。8月20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稱，近日一名前穆迪高管哈林頓致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稱公司高層向分析師施壓干預評級，以確保穆迪評級交易及收入的穩定。

　　在提交給SEC的這封長達80頁的信件中，哈林頓表示，穆迪存在的利益沖突眾所周知：發行人就評級向評級機構支付相關費用。“這種利益沖突在穆迪的運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促使公司中的每一個人，包括分析師，給發行人想要的評級，否則客戶就會流失到其他評級機構。”

　　“其實，次貸危機中評級機構之所以遭遇譴責，很大程度是因為一些評級機構實際上間接參與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構建，比如給一些發行結構性產品的公司做指引，告訴投行要怎么做甚至直接給出結構性產品框架由發債主體填空就能獲得更好的評級。”曾任世界銀行國際經濟部顧問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展中心顧問、現任職于北京聯辦旗星風險管理顧問公司的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任若恩此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也是評級機構現在遭遇指責的根本原因所在。”

　　這種收費模式下評級機構既做裁判又做球員的角色如何體現真正的獨立性？標普大中華區總裁周彬回應時代周報記者說，“就市場參與者希望從評級中獲取的質量而言，無論是訂閱人付費還是發債人付費模式都各有利弊，關鍵在于如何確保這些不同模式的評級機構的客觀性和獨立性。評級機構的根本目的應是提供獨立和客觀的信用風險觀點，所以對于任何潛在的利益沖突及其應對措施應及時予以披露。”

　　在周彬看來，“發債人付費模式，只要利益沖突管理妥當仍是目前最好的商業模式，因為它使得評級能夠同時免費提供給所有者，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公眾對于評級的監督”。

　　周彬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標普采取一系列措施預防發債人付費模式中潛在的利益沖突。比如將評級合同的條款談判業務與進行信用分析和提供評級意見的分析師團隊分割開來。從概念上來看，這種分割與報社將編輯業務與廣告銷售業務相分割類似。報社此舉是因為它們報道所涉及的公司可能也正是廣告費用的來源。”

　　此前，國內一家同樣因此問題遭受非議的評級機構大公國際，其常務副總裁金永授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雖然這種收費模式有其一定的弊端，容易導致利益沖突，影響評級的客觀與公正。但行業就是這樣延續下來的，在新的模式還沒找到的情況下，要通過業務合同、收費單據報備等措施規范市場行為。當然，也應該要積極探索不同的收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