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記者陶冶7月26日是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走馬上任IMF副總裁一職的日子。對于現年59歲的朱民來說,這是他個人職業生涯的一個新臺階;而對于中國和廣大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這一天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歷經多年的爭取和博弈,人們終于在全球經濟最主要的治理平臺之一———IMF的決策層中看到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看到了中國人的面孔。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友法26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朱民此番當選IMF副總裁是其個人學識與才智得到認同的結果,更體現了新興經濟體逐漸走上世界經濟治理前臺的歷史必然。IMF專為朱民增設的第四副總裁一職有著不同于其它三個副總裁職位的分量,不僅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提供了表達關切與加強溝通的窗口,更為推動IMF改革帶來了新的內在動力。
本月12日,走馬上任僅一周的IMF總裁拉加德宣布提名朱民為該組織第四副總裁。而在此之前,有關朱民可能出任該職的猜測已經在坊間炒得沸沸揚揚。對于朱民的任命,海外媒體不約而同地歸功于中國地位的上升。法新社發表文章稱,IMF對朱民的最新任命表明“該組織認識到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巨大影響力”;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的話稱,此舉體現出中國在IMF權力結構中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德國《商報》則認為,拉加德通過提拔朱民來向正在崛起的中國表示尊敬。該報稱,如果沒有中國的經濟活力,世界經濟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進程可能會更慢,因此應該在這個最重要的世界金融組織中給予中國一個突出職位。
劉友法認為,外媒的確抓到了此番朱民出任IMF副總裁背后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中國綜合國力提高及其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上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本輪危機中扮演的火車頭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淡化的,而經濟實力往往決定一個國家的話語權。“如果放到10年前,甚至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選舉中國人進入IMF決策層,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劉友法說。他認為,除此之外,朱民當選背后的另外兩個原因同樣值得關注。
從宏觀層次來看,將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代表納入決策層是IMF改革的需要,也是歷史的必然。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新興經濟體實力的大幅提升與發達經濟體的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因此繼續由發達國家壟斷IMF決策層的做法已不符合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就這個意義而言,是歷史選擇了朱民,而朱民憑借其個人能力完成了歷史性的一步。”劉友法說。從微觀層次來看,此番朱民當選也是大國政策協調的結果。拉加德就任IMF總裁一職得到了中國的大力支持,而她能夠給中國的最基本承諾就是提高新興經濟體在IMF中的代表權和話語權,任命朱民是拉加德順應IMF改革的需要,也是兌現其承諾的需要。劉友法認為,這同時也是中國多邊外交成功的案例,朱民獲得任命只是一個開始,只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國際機構中擔任高級職位,才能更好地向世界發出中國乃至新興經濟體的聲音。
那么,朱民邁出的這歷史性一步對中國乃至新興經濟體意味著什么?這個黃皮膚、黑眼睛的第四副總裁又能給IMF乃至全球經濟治理帶來哪些新氣象?盡管現在回答這些問題還為時過早,但朱民的就任確實給了人們一個期望的機會。
對中國而言,至少有三個方面可以期待。首先,可以增加中國在IMF直接表達關切與主張的途徑,減少在外圍的協調損耗,為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提供更加直接有效的手段。其次,加強中國與IMF的溝通,促進相互理解,適時預警,也為國內決策提供信息。事實上,就在朱民履新前幾日,IMF再次言詞激烈地在中國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施壓,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劉友法認為,此類問題的癥結就在于缺乏溝通,存在誤會。在全球化背景下,匯率已不是決定貿易賬戶平衡的惟一因素,甚至不再是主要因素,因此,脫離時代與現實背景施壓人民幣升值的行為是不可取的。但在IMF發表聲明之前,中國一直缺乏與其直接對話的機會。朱民擔任IMF副總裁之后,就可以在IMF決策層與中國之間架起直接溝通的橋梁,避免一些誤會的發生。最后,中國是推動構建和諧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而IMF又是全球最主要的經濟治理機構之一。在這個機構的決策層有了中國的代表,意味著中國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推動構建和諧世界經濟的作用。
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朱民在一定意義上正是這個群體的代表。有了自己的代表進入IMF決策層,這就為新興經濟體提供了發出集體聲音的一個載體,為推動IMF改革提供了有效手段。具體可能表現在減少新興經濟體聲音被湮沒或者忽視的機會,有利于這一群體在IMF協調的過程中表達自身政策立場,維護自身發展權益。
對于IMF而言,朱民此番履新本身就是該組織任人唯賢的一個絕佳廣告,對于改善IMF形象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加分之舉。而其影響遠不止于此,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代表進入決策層,意味著未來的IMF將在最核心的圈子里出現新的動力和聲音,從而為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有助于增強決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而這些都是包括拉加德在內歷任IMF總裁發誓努力的方向。
劉友法認為,從全球治理的層次來看,此次朱民就任IMF副總裁將IMF原來決策層中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四比零的力量對比改寫為四比一,等于是在南北關系中首次出現有利于南北平等參與經濟治理的發展態勢。更重要的是,對于IMF本身而言,將來自新興經濟體的智慧吸納到其最核心的決策層,將令其無論在代表性、包容性還是全面性上都前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