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面臨的不是單純的通脹問題，還有經濟停滯和衰退的威脅；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熱的情況下，若用加息這種提高資金成本的方式，可能會進一步遏制內需的擴張。

　　■本報記者單羽青

　　6月26日，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微博)教授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通脹與滯漲的雙重壓力，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在總量控制、財政政策回歸正常、貨幣政策回到緊縮和人民幣加快升值四個方面有所作為。而在進行貨幣政策調整時，更多地運用了數量工具，包括控制信貸規模、調整法定準備金率，這比單方面加息合適。

　　“加息的做法應該慎重，因為有可能會惡化經濟的失衡，加劇衰退。當前中國面臨的不是單純的通脹問題，還有經濟停滯和衰退威脅。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熱的情況下，若用加息這種提高資金成本的方式，可能會進一步遏制內需的擴張。加息是將治理通脹的成本轉嫁給了企業，而走出滯漲是要靠企業的。上調存款準備金，是將治理通脹的成本分攤給銀行，這要看銀行的耐受力，銀行現在已經出現資金面的緊張。”

　　劉偉在當日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暨北京大學企業家俱樂部成立儀式上如是表述。該俱樂部由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微博 專欄)、北京中坤投資集團董事長黃怒波等八位企業家發起并成立，旨在推動北大的企業家校友資源整合，通過組織相關活動培育北大學子的企業家精神。

　　劉偉的演講圍繞“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到底發生了什么？”和“宏觀經濟政策到底做了哪些調整？”兩個問題展開。

　　他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總量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內需不足、增長乏力，并與世界經濟的恢復不明朗相互交織。

　　一方面，增長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長；另一方面，通脹壓力特別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輸入性的國際因素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成本，推高國內市場價格。究其原因，是2008年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擴張手段，在使經濟保持較高增速的同時形成了通脹壓力。但在形成通脹的現實壓力過程中，有時間滯后性，即經濟學上的“時延”。在形成現實通脹壓力前，信貸增長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能不能及時、充分、有效地發揮出來。如果它能及時、充分、有效地發揮出來，拉動了有效增長，會為治理通脹積累本錢。若它沒有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實體經濟沒有得到實質性恢復，這些錢就滯留在虛擬經濟中，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化，形成樓市、股市的泡沫，甚至出現綠豆、大蒜等農產品的金融符號化。這會極大提高整個社會通脹的預期，推高國民經濟成本。

　　對于當前可能面臨的滯脹風險，劉偉分析說，“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問題是既有經濟衰退的威脅，就是內需不足，又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同時發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說的滯脹。我國現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組合來解決可能出現的滯脹威脅。這反映出決策部門在宏觀政策效率和宏觀政策風險之間，更傾向于降低宏觀政策的風險。”根據當前經濟失衡的特點，我國宏觀政策正在做出四方面的調整：

　　第一個方面是總量政策的目標性調整，或者方向性調整。從前一個時期的全面一攬子擴張，到擇機退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開啟了退出步驟。

　　第二個方面是財政政策，從前一個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預示著財政政策可能從關注擴張效益逐漸轉向兼顧財政政策的風險。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財政赤字問題，去年財政赤字是9500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過3%，實際上，我國財政赤字的安排已達紅線水平。但是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的，它調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第三方面是貨幣政策，從寬松貨幣政策重回穩健。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加息等措施都表明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貨幣政策會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緊縮態勢。不過從長期看，更重要的還是應該培育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才是根本問題。

　　第四方面是匯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伴隨擇機退出等一系列政策的變化，人民幣匯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機前，采取所謂盯住一籃子貨幣方式，人民幣升值速度相對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