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內，增加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與中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一致。”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的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今年是他第二年參加博鰲論壇。對于備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的保爾森態度始終堅定。除此之外，他還分享了他對美國經濟前景、兩房改革等熱點問題的看法。

　　中國通脹與不對稱增長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面臨的挑戰之一是通脹，中國政府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3月CPI為5.4%，為32個月最高，您如何看待中國的通脹問題以及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

　　保爾森：首先，價格穩定和控制通脹非常重要，而中國正在集中力量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我認為長期內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與中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一個靈活的匯率制度能夠反映經濟市場情況。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重要的價格信號，會成為中國控制通脹非常有效的工具。

　　至于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我認為美國經濟持續復蘇不僅對于美國，對于中國及整個世界都非常重要。

　　美國的經濟總量大約3倍于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穩定非常重要。我認為保持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是美國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來維持美元的長期堅挺。我承認我們在全球經濟當中面臨的一大挑戰——我們在這個復蘇的階段正在經歷一個不對稱增長。

　　現在亞洲經濟的高速增長對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十分重要。美國第一季度的增長，我認為人們預期過低，我預期增長將保持平穩，此事任重道遠。當然，歐洲的情況較復雜，喜憂參半。每一個國家都在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但同時我們也承認這是一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世界，每一個國家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

　　人民幣問題代表改革

　　日報：您一直高度關注人民幣問題，到目前為止，您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看到了那些新跡象？

　　保爾森：我一直認為人民幣盡快升值，并成為一個由市場決定的貨幣對中國自身最有利。因為中國是一個在國際上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大國。

　　如果中國是一個小國，沒有人會提起匯率問題，但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深深融入全球經濟，它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量巨大。我關注人民幣問題是因為它代表了改革。

　　如果貨幣能夠作為一種價格信號，經濟的轉型將容易很多，有助于經濟向著另一種增長模式轉型，更多地依賴內需，更有效地配置資本。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理這種市場機制和政府主導相混合的經濟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一直認為，中國政府總體上認同匯率需要改革、需要國際化，主要的分歧在于速度和時機。他們想要的是增長的穩定，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整個世界想要的。而主要的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樣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標。

　　日報：中國已表示愿意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制度，但中西方在人民幣升值速度上仍然存在分歧。在不久前的南京G20研討會上，各國表達了將人民幣納入SDR一攬子貨幣體系的意愿，但是美國財長蓋特納認為，人民幣自由兌換是納入SDR的前提。您是否同意他的觀點？

　　保爾森：我對人民幣的觀點非常簡單，第一，我認同中國持續改革的政策，增加貨幣的靈活性，并向市場化方向發展。

　　第二，我認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意義重大。我們看到香港的點心債券市場，我們看到人民幣越來越多地用于國際貿易結算，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談及儲備貨幣，常有人問什么是儲備貨幣。對我而言，儲備貨幣必須流動性好、可兌換，價值由市場決定而不是政府。以美元為例，美元成為儲備貨幣經過了很多年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即使在最糟糕的金融危機時期，財政部仍舊保證其價值，任何人可以自由兌換。

　　所以，人民幣需要更多的改革和時間來獲得儲備貨幣的資格，SDR的問題與之相似，你怎么能讓SDR包含某種貨幣，但這一貨幣匯率卻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同意蓋特納的觀點。

　　貨幣的國際化能解決貿易賬戶問題，所有人對儲備貨幣都有同樣的期待，他們想要貨幣流動性強，易于交換，而所有人都不希望由政府來制定匯率。這就是中國為何投資國債的原因。我認為這是有幫助的。結合如今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的背景，我非常看好進一步的人民幣國際化改革。

　　美國經濟增長將加速

　　日報：有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可能會提前結束第二輪量化寬松，但是近期的經濟數據顯示，對于美國的經濟復蘇或許還不應該如此充滿信心，那么，您對美國經濟又是什么樣的預期？

　　保爾森：對于第二輪量化寬松，我和各位一樣拜讀過那些新聞，我還是財政部長的時候，我就不談貨幣政策，更別說前財政部長。但是我可以談談美國經濟。

　　我認為，首先美國的市場和金融機構非常穩定，銀行恢復得很好，這是個好事。美國經濟增長將會持續，并有所加速。

　　第一季度相對于人們預期的確是有些令人失望，從歷史水平上看，失業率仍舊很高，而且還可能會在高位上維持一段時間，因為還需要更多的經濟增長，才能看到失業率下降。這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

　　我比一些人更樂觀，因為美國非常有創造力，我認為在未來的幾年，你將會看到很多新的創新，比如在硅谷。所以，雖然美國面臨著更高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的挑戰，但是美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日報：關于日本的地震，您認為日本的地震會給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帶來哪些變化？日元是否又會持續走弱？

　　保爾森：首先在討論經濟后果之前，要考慮的是日本民眾，因為他們受到了巨大的身心傷害和損失。我相信，日本人民會在災后萬眾一心地站起來。

　　談到經濟，我認為日本有足夠的財力和謀略，對日本的經濟影響不會非常大，更不會對亞洲和整個世界產生太大的影響。

　　但是談到經濟增長，這從另一方面強調了兩點：第一，我們都知道我們面臨著的某些挑戰，但同時還有不確定性和未來將面臨的未知的挑戰。誰也無法預知會遇到千年一遇的地震，也無法預知北非中東會出現這樣的動亂；另一點是，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

　　盡管我認為日本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這一情況，但也像我所強調的，在金融危機后，所有的國家財力面臨著緊張情況，尤其是危機又讓財政雪上加霜的一部分國家，所以我們整個系統中沒有多余的融資能力。

　　日本的另一大問題是核危機。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無論對日本還是世界。

　　日本發生這樣的問題很自然，但是其他大部分國家，即使不是所有國家，也都將在核能源的利用上放慢腳步重新衡量其安全性，加強安全措施。不過，大部分國家將繼續發展核能源，未來核能仍然為世界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關閉兩房將確保債權人利益

　　日報：您如何看待奧巴馬政府對美國住房融資市場的改革？

　　保爾森：這問題事關重大，美方對此開展了很多工作，奧巴馬政府3月時提出了三個方案。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政策對于房屋市場的過度刺激。在美國，由此催生出的購房動機是好事，但是卻樂極生悲了。

　　我們面臨的問題當中，“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是最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具有欺騙性的結構：政府支持，銀行擔保，私人機構獲利，而一旦發生損失，那么，這部分風險都由納稅人來承擔，這是不可行的。

　　現在那些公司已經被國有化了，這也是政府不得不做的努力。但國有化以后，現在每10項貸款中政府就要承擔9項，這樣堅持不了多久，況且整個住房融資體系還非常脆弱，還需要奧巴馬政府3月提出的設計方案來完成救贖，并且從現在起就應該開始執行改革計劃。

　　好消息是沒人認為舊制度會繼續。現在奧巴馬政府提出三個選擇方案，但沒有特別推薦哪一個，完成改革還需要很多工作。我希望住房融資市場能進一步私有化。但目前這一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日報：您支持美國政府逐漸關閉“兩房”？有人擔心，關閉“兩房”將對中國等主要債券持有人造成巨大損失，您認為呢？

　　保爾森：最首要的問題是兩房的前路在哪里，我認為每一條路都有其局限性。我們對其行為負責，現在政府支持資產市場上的交易，而任何重組都將分開進行，直到還清所有債務。政府一定會關注遺留的債務問題，確保債權人的利益。(本報實習記者 趙軒 黃一青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