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這兩個詞匯與“用工荒”現象聯系在一起，是目前媒體及學界解讀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慣用切入點。從學術分析及決策應對方面來講，這個切入點無可厚非，但中國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是不是真的接近結束，目前恐怕不能急著下定論。

　　“用工荒”的自愿性失業特征，給中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長期粗放型發展方式提出嚴重挑戰，轉型及調整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那么“用工荒”是否成為轉型契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前“用工荒”現象中出現的眾多現象與爭議？解決“用工荒”的出路又在哪里？今天的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將就此展開討論。

　　本期嘉賓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魏曉東，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南京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經濟學)劉志彪，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胡遲，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步德迎，謝謝各位的參與。

　　■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 ■主持人：岳振

　　中國經濟轉型必須擺脫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一些用工量較大的地區都在鬧“用工荒”，其實已經連續幾年出現了這種情況，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來臨了，各位對“劉易斯拐點”的來臨這種說法持何態度？

　　魏曉東：我的觀點是，我國經濟發展僅僅是在接近“劉易斯拐點”，遠沒有達到此拐點。近幾年的“用工荒”雖然越來越嚴重，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春節后季節性勞動力短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劉易斯拐點”在未來5—10年內出現的可能性最大。

　　胡遲：的確，現在還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來臨。因為我國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依然存在，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和大量失業人員都需要就業安置，據統計，中國每年就業崗位的缺口有一千多萬，勞動力供大于求依然是主要矛盾，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體格局在現階段仍然沒有改變。未來若干年內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劉志彪：持續的“用工荒”現象已成事實，已經不能用“一些用工量較大的地區在鬧‘用工荒’”的字眼來描述了。根據我國的人口結構、勞動力轉移、勞動力供需、收入變動等數據，我判斷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了。其中，計劃生育政策催化了“中國劉易斯拐點”的提前到來，人口結構的提前老齡化是決定“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根本原因，而“用工荒”和工資收入的不斷飆升，則是“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直接證據。有人用“外出打工與就地打工和務農綜合性比較收益差距縮小，轉而選擇就地就近打工或在家鄉務農”，或者用“新生代農民工對外出打工的心理訴求全面，要求高”等個體原因或微觀原因來解析中國全面出現的“用工荒”，并據此反對中國已經出現了“劉易斯拐點”的觀點，現在看來已經不能令人信服。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持續的高增長，“人口紅利”功不可沒，從現在的情況看，即使不出現“用工荒”，人們的權利意識與市場意識都在逐步覺醒，因此，靠低廉勞動成本支撐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對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的地區來講，意味著什么？

　　步德迎：這個問題需要兩方面看，一方面是相當多的企業把工人工資壓得很低，導致勞動力的過度使用；另一方面是目前的工人隊伍整體科技素質不高，難以從事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導致工資上升的空間較小。“人口紅利”曾經為我國保持國際競爭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人口紅利”也使經濟增長長期陷入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而忽視高素質勞動力的培養，忽視產業和產品的升級。從長遠看，勞動力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歸根結底要靠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提高基礎教育質量和加強專業技術教育，為企業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

　　胡遲：對于東部地區而言，中西部開始與之爭奪勞動力，意味著兩個地區產業結構有同質化的趨向，說明東部沿海省份產業升級不力，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動作遲緩，“用工荒”問題的凸顯，倒逼沿海省份擺脫以往依靠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加快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步伐，實現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中西部地區在引進產業時也應當具備長遠眼光，從轉變發展方式的角度高起點、高要求謀劃經濟發展布局，避免走東部地區發展的老路。

　　劉志彪：中國過去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東部地區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歷程，其特征是以低級要素嵌入全球價值鏈進行國際代工。這種發展方式只能是階段性的選擇而不能是持續的。以低級要素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方式，不容易形成國際競爭中的差別化定位，相反極易形成以價格競爭為主的低端生產能力過剩格局。過去我們在內需不振、消費力低下的條件下，把國內過剩的產能通過廉價商品，出口消化到了歐美國家的市場。它的后果是：既消耗了中國的資源和環境，造福了發達國家民眾，但人家又不領情，還遭到人家的嫉恨，說是中國產品擠占了人家的市場，導致了人家工作崗位的轉移和消失，毀壞了人家的經濟均衡和正常運轉體系。所以中國現在必須揚棄以低級要素發展出口導向經濟的發展方式，轉而主要依靠擴大內需，依靠內需培養中國的世界品牌，依靠內需培育和壯大中國的跨國公司。

　　解決“用工荒”需首先解決農民工“權利荒”

　　中國經濟時報：經濟學家樊綱先生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造成了“用工荒”，直接導致了低端熟練工的價格上漲，應想辦法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用各種辦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對城市化率與農民工就業之間的關系，我們應作何解讀？

　　劉志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農村工業化的過程中推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就地工業化道路，尤其是我們江蘇的蘇南模式，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它在富裕農村、農民的同時，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化率低于工業化率的發展格局，但這并不是我國現在出現“用工荒”的根本的、內在的原因。

　　步德迎：讓農民工市民化已成社會共識，但農民工市民化后，農民工的流動性將顯著降低，當沿海城市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時，原有農民工難以適應新崗位的要求，將出現大量失業問題，這比“用工荒”問題嚴重得多。因此，在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上，不能把農民工由綁在土地上變成綁在某個城市里，要讓他們既能享受市民的各種待遇，又能在各城市之間以及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促進產業的轉移和勞動力的合理配置。

　　胡遲：要破解目前城市企業的“用工荒”問題，就必須讓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加快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問題，下決心破除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壁壘，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徹底轉化為城鎮居民提供社會保障。

　　劉志彪：應該看到，中國不可能走把所有的農民都遷移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西方現在的比率，即75%以上的水平，中國城市化率還要比目前擴大30%以上，現有的城市規模也要相應地擴大。中國想要靠大規模城市化尤其是再造大城市的辦法來解決就業問題，會受到國土面積、可耕地面積以及人口規模的強大制約。更現實地說，中國城市現在的高房價，也不是農民工的收入可以支持的。因此通過提高城市化率來解決城市對勞動力需求的辦法，是有嚴厲的經濟限制的。

　　中國經濟時報：現在最現實的問題是，應該與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建立一種怎樣的關系，才有可能讓他們留下來？

　　魏曉東：這個問題很簡單也很復雜同時很有意思。說簡單，他們之間的關系當然應該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勞資合同關系。說復雜，是因為現實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的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報告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個報告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整體收入偏低、勞動合同執行不規范、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偏低、職業安全隱患較多、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問題。

　　步德迎：按照產業梯度轉移的理論，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各種資源的利用比較充分，土地、勞動力、資金、廠房、能源等成本與中西部比都在快速上升，原來那些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價值的產品生產，必須向內地轉移才能保持市場的競爭力，客觀上要求沿海地區產業要升級換代。這個過程，一是靠企業家主動轉移，二是靠市場的力量強制將不適應市場要求的企業淘汰掉。主動轉移型的升級換代不會導致沿海地區的“用工荒”，但由于技術工人缺乏，沿海地區產業升級面臨諸多困難。現實中，更多的是通過市場的力量強制轉移，而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也在與沿海地區爭奪資源和勞動力，這是造成沿海地區“用工荒”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加快產業和產品升級，大幅提高沿海地區企業的附加價值，沿海地區就無法提供足夠高的工資長期留住內地的農民工。

　　胡遲：從根本上看，要尊重員工的勞動價值，給員工以基本的尊嚴。具體來說，首先，按照市場的要求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與改善其工作條件。其次，著眼于企業的成員發展，加大對員工的教育、培訓投入，提高工人的素質與技能。

　　“用工荒”提供轉型契機，迫使中國經濟升級

　　中國經濟時報：很多人都說“用工荒”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契機，請各位簡要談談看法。

　　胡遲：目前的“用工荒” 的確是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它從市場的角度倒逼中國產業加快正在進行的轉型升級步伐。應該說，市場的力量比國家的產業政策更加有效。中國經濟正好利用這個力量轉型，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合力作用，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方式轉換。

　　劉志彪：“用工荒”迫使中國經濟升級。這種“被升級”，我也認為是一種比政府的產業政策更有效的推動機制。過去我們經常抱怨企業不愿意升級，其實在扭曲的要素價格體系下，誰主動選擇升級誰就會面臨市場風險，因此升級只能是政府的一廂情愿。現在的“用工荒”不過是對以前過于廉價的勞動要素價格的一種自動糾偏。

　　魏曉東：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角度看，“用工荒”會使企業的用人成本明顯上升，將有力地逼迫東部發達地區的企業轉型升級，將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欠發達的中西部轉移，而在本地區發展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從而有可能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加快。

　　劉志彪：今后中國制造業的升級，在微觀上必須經歷包括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以及集群升級等在內的多個過程。鑒于功能升級是中國制造面臨的最迫切問題，為此我們一方面可以通過構建區域價值鏈、國內價值鏈等從戰略上進行突破，另一方面則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加快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發展，通過高級生產要素的投入，實現中國制造業發展向高端路線的轉型。

　　中國經濟時報：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說，當前乃至整個“十二五”時期，中國的就業形勢都會十分嚴峻，特別是每年還有700萬規模的大學畢業生。一邊是“用工荒”，一邊是就業難，我們應該怎么看待這樣的就業結構與就業形勢？

　　胡遲：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既存在總量問題，也存在結構問題。一方面，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體格局沒有改變。未來較長時期內的就業形勢都會十分嚴峻。因此，就業難問題也會一直存在。另一方面，“用工荒”屬于結構性問題。它表明在現有的工資水平等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的普通工人，特別是技術工人開始發生短缺，但這些工種對于大學生來說，可能是他們不愿意接受，或者剛走出校門還無法勝任的。

　　劉志彪：現在緊缺的主要是產業工人，所謂的藍領。很多的大學生對去基層、去企業尤其是去制造企業工作也沒有多少興趣，都想去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和事業單位。根據我們對東部地區一些人才市場招聘信息的觀察，大部分崗位都要求有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存在要求有勞動技能的大量崗位無人應聘，企業想找有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的員工，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因為種種原因不愿意去，而同時大量外來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預期的工作，也就是出現“民工荒”與“找工難”同時存在的摩擦性供求結構錯位現象。

　　步德迎：我國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短缺在十年前就已經出現，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難現象日漸突出，這既是產業升級慢的原因，也是產業升級慢的結果。從總體來說，大學生屬于文化知識素質比較高的人群，但文化素質與專業技能并不等同，當社會的教育結構和價值取向與經濟發展的需要相背離時，就使大量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脫離了社會需要。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一是改變人才評價標準，給技術工人以高待遇、高評價；二是改變教育結構，適應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戰略定位，擴大專業技術類院校招生，削減畢業生過剩的專業招生；三是改變中學教育的方向，中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勞動者，而不是培養大學生，應將對中學的評價完全與高考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