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脹已成為經濟運行主要矛盾的階段，如果不做客觀的量化分析，而是從一些表面現象出發，一味夸大通脹預期，有可能會對通脹推波助瀾。這不僅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健康運行，甚至會對沖宏觀調控的積極效果。因此，有必要通過科學的量化分析，找出通脹的主要因素，找準政策著力點，降伏通脹“怪獸”。

　　在當前影響通脹的諸因素中，勞動力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物價的影響被顯著夸大了；而超發貨幣作為通脹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其影響也在逐步減弱；短期和結構性的食品價格上漲依然是當前通脹的主因。

　　工資漲15%

　　物價會上升1.94%

　　實證觀察表明，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與物價上漲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國職工工資年均增長高達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漲跌互現，甚至在2009年東部沿海出現“用工荒”時，經濟還處于通縮狀態。

　　我們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在傳導到最終消費品物價之前，要過“四道關”：

　　首先是“勞動力成本價格傳導系數”的過濾。農業勞動力成本對糧食價格的傳導系數為41%，對蔬菜的傳導系數為40%，對肉類的傳導系數為10%，對食品的綜合傳導系數為27%；制造業工人工資對工業品價格的傳導系數不超過10%；服務業工資對服務業價格的傳導系數為21%根據CPI的構成權重計算的工資成本綜合傳導系數不足20%。假定中國平均工資每年上漲15%，則對物價的推動最多為2.98%。

　　其次，各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緩解一部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考慮實際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資上漲對中國物價總水平的影響降低到2%左右。

　　此外，對于那些過度競爭的行業、利潤有彈性的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沖擊的往往是企業利潤而不是產品價格。

　　最后，在傳輸到消費環節之前，流通環節還能吸收一部分勞動力成本。目前，在我國產品的總價格中，流動環節占比遠遠超過國際平均水平，隨著批發、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環節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的空間依然很大。

　　經過上述四層過濾之后，假定我國勞動力價格平均上升15%，其傳導到CPI總水平的影響為0.89%-2.98%，影響中值只有1.94%。當前階段，不宜過分夸大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物價的影響。

　　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

　　低于預期

　　很多人都在談論，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物價總水平上。可是為什么幾年前石油從十幾美元上漲到140美元的時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價格沒有同步上漲？在鐵礦石價格上漲n倍之后，為什么汽車不但不漲價，反而價格下跌？銅價上漲n倍以后，為什么空調價格卻保持穩定？

　　其原因與勞動力成本“四層過濾模型”一樣：首先是進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價格傳導系數；其次是新技術的采用、資本貢獻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降低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再次是企業的利潤彈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漲；最后是流通環節的利潤彈性過濾。

　　與勞動力的四層過濾不同的是，輸入原材料的成本壓力不是在一個企業消化，而是分攤到整個產業鏈消化。假定某產業縱向有10個產業鏈，在原材料價格上漲30%的沖擊下，每個產業鏈的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3%，或者每個產業鏈上的企業利潤有3%的彈性擠壓空間，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漲壓力。

　　因此，同樣幅度的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對物價的影響要遠遠小于勞動力價格的影響。我們的測算表明，輸入原材料價格平均上漲15%，對中國CPI的影響只有0.3%，遠遠低于市場預期。

　　超發貨幣

　　究竟有多少進入實體經濟

　　很多人把這一輪通脹的根源歸因于貨幣超發，認為過去幾年超發的貨幣無論如何也要作用到物價上，從而宣稱中國物價上漲是很難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觀點認為，最近幾年貨幣累計超發48萬億。假定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萬億元，2009年豈不是超發了40億元？為什么2009年是通貨緊縮呢？

　　顯然，那些簡單地把M2余額與GDP做個除法或者減法就算出來“超發貨幣”的學者，沒有認真研究中國最近幾年貨幣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

　　從貨幣供給結構來看，除了傳統的央行發行基礎貨幣、商業銀行發放信貸之外，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外資流入、資本市場和資產市場的膨脹都成為貨幣創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經說過的：“如今貨幣創造已經不是央行的專利，它就像人類社會的語言、道德、法律一樣，可以自發的出現。”因此，傳統的M2余額已經不能反映貨幣供給的全貌，急需被“社會融資總額”或“廣義貨幣供給余額”替代。

　　當然，變化更大的是貨幣需求結構。傳統的實體經濟交易性需求只是貨幣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資產市場、資本市場的投資性和投機性貨幣需求越來越多，央行、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沉淀的資金也越來越多。

　　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收藏品、藝術品市場吸納的資金數保守估計為8.9萬億元；過去十年，中國股市凈吸納的資金累計高達9.6萬億元，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也需要巨大的貨幣來支撐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國央行通過央票等工具累計吸收貨幣4萬億元；還有24萬億元的存貸差余額分別被央行和商業銀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資本市場、資產市場、央行和金融機構吸收之后的廣義貨幣余額，才可能流入實體經濟，并對居民消費物價產生影響。

　　我們的研究表明，經過四層吸收后，2010年中國實體經濟的交易性貨幣只有34.8萬億元，單位GDP貨幣量雖然有明顯增加，但增加幅度遠遠小于市場的預期。

　　考慮到過剩貨幣首先要吸收過剩產能，然后才會表現為物價上漲，四層吸收后的單位GDP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要滯后兩年時間。由于2009年的單位GDP貨幣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國2011年來自貨幣因素的物價上漲壓力要小于2010年。

　　當然，如果出現房地產資金、股市資金向實體經濟回流，或者銀行的存貸差余額減少從而增加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量，則貨幣因素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會顯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業銀行要管好“籠中虎”之外，適當引導資金流向對于當前以及未來的通脹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實體經濟的資金適當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階段性化解通脹壓力。

　　控制食品價格是關鍵

　　統計數據表明，最近一個時期通脹的主因依然是食品價格上漲。在前期CPI漲幅高點11月份，食品價格貢獻了3/4的物價漲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則只有1.5%左右。

　　與2007年的“豬肉通脹”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來的這一輪食品通脹，主要是“蔬菜通脹”，豬肉和糧價依然相對平穩。

　　按照一般的生產周期和經驗數據推算，“蔬菜通脹”的周期應該比“糧食通脹”周期短，更比“豬肉通脹”周期短，這就決定了本輪通脹的持續時間和上漲空間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那一輪通脹。

　　對通脹比較悲觀的學者往往把食品通脹的影響因素長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價格上漲的原因與勞動力價格上漲、貨幣超發的因素混為一談。

　　事實上，食品通脹的主要原因還是供給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的。隨著春天來臨，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蔬菜即將迎來去年四季度漲價之后第一個供給高峰。盡管2月份物價的同比漲幅可能仍然大體與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價格引領的CPI漲幅應該會有所回落。

　　所以，及時調劑、增加糧食供應，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增加肉類供給，從而保持糧價、肉價的基本穩定變得非常重要管理本輪通脹的關鍵還是管好食品價格。

　　總體來看，當前這輪通脹既有勞動力、土地、資源等要素價格上升的長期因素，也有季節短期因素；既有需求因素，也有供給因素；既有國內因素，也有海外輸入因素；既有實體經濟本身的因素，也有貨幣因素……雖然通脹形勢比較復雜，但不能把短期因素長期化、把長期因素夸大化或把結構性問題全面化。隨著春節蔬菜價格回落、貨幣調控效果逐步顯現、房地產和汽車等支柱產業的供需變化，通脹回落態勢已經顯現。只要繼續正確引導預期、管住貨幣、管好食品價格，全年把通脹率控制在4%以內的目標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責任編輯：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