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光遠

　　 過去一周，有三件事引發全國熱議：其一，國家稅務總局宣布，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達到77390億元，即使再加上政府前11個月的非稅收入8408億元，全國財政收入輕松超過了8.5萬億；其二，坊間流傳很久的房產稅有了最新的消息，重慶擬對大戶型和高檔住宅征收房產稅，而上海的方案是對新增住宅征收房產稅，看來，房產稅這只鞋子落下不會太久；三是，河南一農民冒充軍車拉沙子，兩輛卡車，8個月時間，居然騙逃高速費368萬，而其拉沙子的收益卻只有20萬。

　　 三個熱點，都和政府的稅費收入有關，亦和中國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息息相關，以368萬的高速費為例，按照網友們算的一筆經濟賬，368萬意味著需要拉沙的車每天24小時，以每小時1400公里的速度跑8個月，很顯然，這樣堪比飛機的速度極其荒謬，但荒謬的背后折射的，卻是中國經濟不堪重負的流通成本。據測算，目前中國的物流成本占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比例接近20%，比日本和美國多一倍左右，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2010年整個物價高燒不退的制度根源。

　　 再看看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筆者通過分析發現，從2000年到2010年的這11年，中國財政收入分別為1.3萬億、1.6萬億、1.89萬億、2.17萬億、2.64萬億、3.16萬億、3.94萬億、5.13萬億、6.13萬億、6.8萬億和8.5萬億。從增長的速度看，突破2萬億用了3年時間；突破3萬億用了2年時間，突破5萬億只用了1年時間，而從6萬億到8萬億的跨越也僅僅用了1年的時間。在這11年時間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6倍，而居民收入只從2000年的人均5800元，增長至2010年的1.8萬元左右，增長不到3倍。如果統計政府的全部收入在內，2010年，即使只統計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金兩塊，政府收入高達11.2萬億，占GDP的比例接近35%，總收入在全球的排名僅次于美國，而占GDP的比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不相上下。

　　 這樣，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沉重的稅負，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基本制度生態，亦造就了中國產業難以自圓其說的“三維環境”：對內，宏觀稅負追英超美，企業負擔沉重；對外，處于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空間日益被壓縮。企業要生存下去：一是壓低人力資本的成本；二是逃稅漏稅；三是盡可能逃避流通成本，用學者秦暉的話說，就是基本靠“低法治”優勢、“低環境”優勢、“低人權”優勢等制度稟賦生存。很顯然，中國企業要獲得發展，必須支付比國際競爭對手很多倍的昂貴的制度成本，這是中國企業轉型，產業升級的最大制度障礙。在這種制度環境下，中國企業的生存鏈非常脆弱，即使人民幣小幅升值，對很多產業而言，都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面對沉重的稅負軀殼，高層以“結構性減稅”以撫慰，在去年年底召開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就指出要在“十二五”期間要繼續堅持結構性減稅。財政部在2010年12月31日年度會議的公報表示，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是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筆者認為，結構性減稅的提法總體沒有錯，但如果在政策的細節上設計不好，很容易淪為不減稅的一個借口：其一，中國的稅負問題，既存在結構性的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總體稅負過重，以廣義的宏觀稅負口徑計算，中國當屬全球宏觀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在總體稅負過于沉重的情況下，首先要控制總體稅負的規模；其二，對于整體稅制的不合理，采用結構性減稅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但縱觀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收改革，哪一個不是有增有減？就有增有減而論，任何一個國家的稅制改革都是“結構性減稅”，而很顯然，中國的稅收政策恐怕不是“結構性減稅”可以概括的；其三，“十二五”期間，加稅的壓力明顯高于減稅的動力，無論是未來營業稅變增值稅，還是開征房產稅、資源稅、環境稅，都是加稅的舉措，國家稅務總局的有關負責人在很多場合一再表示，未來減稅的空間并不大；其四，減稅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實體經濟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縮的情況下，政府的收入增長壓力很大，政府減稅的動力不強，以個人所得稅為例，連提高起征點這樣的讓利于民的舉措都舉步維艱，一些大的減稅舉措就可想而知。

　　 這意味著，如果不能正視中國總體稅負過重的事實，在利益博弈復雜的情況下，僅僅提結構性減稅，搞所謂的“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而不是首先通過限制政府的總體收入進行大規模的減稅，最終結構性減稅就會被演繹成“結構性的加稅”。筆者認為，面對外界的壓力，政府有推動減稅的壓力，以12月的政府稅收收入來分析，根據統計，前11個月全國稅收收入68332.36億元，而全年的稅收收入為77390億，意味著12月份的稅收收入居然高達9000多億，而這還是在很多地方稅務部門擔心稅收增長過快，引發外界的質疑，主動要求企業“壓庫”，將12月份的稅收延緩到2011年上繳的結果。

　　 筆者同意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提議，通過立法限制政府的收入，將政府收入的上限規定為不能超過GDP的33%，只有限制政府收入的上限，才有可能真正降低總體稅負，也才有可能進行稅制結構的優化。如果政府不能控制總體稅負，沉重的制度成本進一步削弱經濟的競爭力和造血功能，2010年政府11萬億的收入，有近3萬億居然是靠賣地獲得的，中國經濟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土地經濟”，而很顯然，這樣的收入增長是沒有任何持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