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1月4日晚全文發(fā)布央行行長周小川12月15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全文，周小川表示，2010年我國GDP增長將在10%左右，同時伴隨著資產價格和CPI上升，從這些跡象來看，我們在宏觀上要審慎一點，逆周期就是要對“過度擴張”進行逆向調節(jié)。

　　央行于去年12月25日意外宣布，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在2個月內第二次加息，也是典型的應對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的“逆周期”調節(jié)。

　　周小川在演講中重點就宏觀審慎政策的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和主要內容做出闡述稱，中國銀行業(yè)在原有的基礎上應有條件盡快向巴塞爾Ⅲ靠攏。

　　他表示，對國內系統(tǒng)性重要性機構(Domestic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D-SIFIs)，監(jiān)管就應該更嚴一些，審慎性標準要提得更高一點，工行、農行、中行、建行等幾大銀行都在全球前十名之內，也是海外上市公司，但是國際業(yè)務還相對有限，因此是否界定為G-SIFIs還要進一步研究。

　　周小川表示，從規(guī)模看，工、農、中、建、交肯定是系統(tǒng)重要性銀行，可以把交行作為一個臨界點，交行以上肯定是系統(tǒng)重要性銀行，對規(guī)模比交行小的銀行，可以將這家銀行資產與交行資產的比例作為D- SIFIs系數，并以此計算該銀行需要保持的資本要求和其他審慎要求。當這個系數小到一定程度，可以忽略不計，視同為零，這樣處理上就簡單一點。

　　周小川并就周期的判斷問題表示，如果宏觀審慎管理要體現逆周期性，那么，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就應該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執(zhí)行更高的資本充足率標準。

　　他并談到，要建立宏觀審慎管理，還需要運用激勵機制，目前有一些行政性的激勵手段，如營業(yè)許可、網點擴充許可等，還不夠，即使如吊銷牌照的處罰也屬于臨界措施。因此還需要開動腦筋，結合國情尋找更多一些的激勵手段，來推動金融機構走向更高審慎標準。

　　他特別提到，我國2004年以來就開始運用的差別準備金調節(jié)，原本就有針對上一輪財務重組進度不一而引起資本充足率差異的意思，也有調節(jié)個體信貸擴張速度過快的作用，比較適合作為這方面的激勵機制。還有其他政策可用來擴大這一激勵的工具和效果，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

　　周小川認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最近一個比較重要的提法，是金融政策對金融危機的響應。從目前情形看，金融危機究竟什么時候結束，還很難判斷，實際情況比想象得還更復雜一些。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正是形成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深化以后。

　　他指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出臺有一系列的理論背景和內在邏輯，其中包括危機的傳染性、標準問題重點是資本要求以及流動性、杠桿率和撥備要求和會計準則、以“羊群效應”和“動物精神”為特征的集體失誤、激勵機制等有研究價值的課題。

　　其中，他重點談到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資本要求，他指出，我國的商業(yè)銀行經過這幾年的財務重組和一系列系統(tǒng)性改革，資本實力明顯增強。同時，由于我國金融機構債券市場發(fā)展還不足，尤其是一些層次不同的債務工具還缺乏法律法規(guī)的支持，債務工具型的資本在我國銀行業(yè)金融機構中相對較少。

　　他表示，總體看，中國的銀行資本主要是普通股，吸收損失的能力比較強。同時，由于商業(yè)銀行盈利狀況非常好，進一步保留利潤增強資本的能力應該不錯，因此中國在原有的基礎上應有條件盡快向要求比較高的巴塞爾Ⅲ靠攏。

　　他并談到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其他內容，包括流動性、杠桿率、撥備、評級、銀行業(yè)務模式、衍生品交易與集中清算、會計準則以及影子銀行等。

　　結合我國的情況，他提出，總體看，我國會計問題技術性很強，爭議也比較大，所以進展可能會稍微慢一點，初步計劃于2011年底推出初步收斂意見。同時，應吸取危機教訓，及時采取措施，加強對影子銀行風險的監(jiān)測、評估，逐步納入監(jiān)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