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利

　　歲末年初，雖然煤炭和電力兩大行業之間的合同煤訂單看似圓滿，甚至超額完成計劃。但在煤價不斷走高的大背景下，煤炭企業是否愿意履約尚未可知，行業人士對訂單的落實情況并不存太高的期望。“煤電頂牛”年復一年舊話重提，在管理部門更側重于對煤價和終端電價進行管制的模式下，困局破解無門。

　　說到“煤電頂牛”，不能不提“煤電聯動”。煤電聯動政策始于2004年年底，政策原意是，以6個月為周期，若周期內平均煤價較前一個周期變化幅度達到或超過5%，電價便作相應調整。政策出臺后，只在2005年和2006年的五六月間進行過兩次聯動，上調了上網電價和終端銷售電價，此后便不了了之。

　　發電企業和中電聯在多個場合下呼吁重啟“煤電聯動”，并認為這是破解“煤電頂牛”的最根本、最有效方法，但筆者認為，已經停止四年的機制短期內無望啟動。因為一旦重啟，積蓄已久的煤價壓力可順勢通過電價，傳導到工業企業和用戶身上，造成企業盈利能力驟降、CPI走高等，這是各方均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在資源品價格上漲是大勢所趨，而電價又受到嚴格管控的背景下，煤炭企業肥得流油，而發電企業瘦得要命，虧損面達半數以上，成為無辜的利益受損者，這并非健康的行業生態，也并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之舉，長此以往，會對煤炭和發電企業都造成傷害。

　　有沒有一種更為合理的方法，來平衡兩大行業的利益？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即仿效石油行業，向煤炭企業開征特別收益金。假如煤價達到超過一定標準，企業即按照累進制的方法，繳納特別收益金。

　　特別收益金，俗稱“暴利稅”。2006年3月份下發的《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管理辦法》中指出：“(石油特別收益金)是指國家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因價格超過一定水平所獲得的超額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具體而言，當國產原油銷售價格超過40美元/桶時，所獲得的超額收入，將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比率從20%至40%。通過征收石油特別收益金，可以調控石化企業高利潤，支持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達到用之于民的目的。

　　對煤炭企業征收的特別收益金，效果有二。一是這筆中央財政非稅收入，可以專項用于補貼電廠，減緩高煤價對其生存造成的壓力；二是懾于累進制的特別收益金，煤炭企業漲價的意愿將會大大被稀釋，這對平抑高煤價不無裨益。

　　開征煤炭“暴利稅”也許并非最優的制度安排，但在“煤電聯動”無法實質性推進之時，這是非常合理的選擇，是國家動用財政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補貼利益受損集團，平抑煤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