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曲折過程，參與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許多重大經濟理論探討和一些重大決策、中央文件及中長期規劃的起草工作。我在論文《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編者注)中，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作了全方位的思考。

　　我在該文中提出，辯證地看待改革開放30年，我們既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也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和潛在風險，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生產力內部的矛盾、生產關系內部的矛盾，以及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等等。概括起來，就是要實現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有機統一。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著眼于強調生產關系；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著眼于發展生產力，二者有機統一，不可偏廢。改革的成敗要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終鞏固了沒有。如果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喪失了，兩極分化了，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小平同志說這是改革的失敗。不是什么都要講姓“社”姓“資”，如生產力就不能講姓“社”姓“資”，生產關系中一些共性的東西，也不必去問什么姓“社”姓“資”。但是，生產關系中非共性即決定其性質的東西，就不能不講姓“社”姓“資”。總之，一定要具體分析，辨明是非。

　　我在該文中，針對深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見解：

　　比如，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論。在改革開放初期，我是較早倡導市場取向改革的；而當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面對市場體系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則更加關注市場缺陷，堅持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干預。我始終堅持計劃與市場的結合論，認為盡管不同階段側重點不同，但目標都是要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相得益彰，各自發揮應有作用。單純靠計劃或者市場都是不完善的。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方式，是歷史的必然，但市場經濟也有許多缺陷，不能迷信市場。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政府必須實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需要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

　　比如，公平與效率并重論。改革過程中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而展開的另一條主線，就是如何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在重公平、輕效率的大背景之下，我贊成效率優先的提法，以此改變吃“大鍋飯”和平均主義的利益格局；而當改革進行了30多年之后，當公平問題愈來愈突出、愈來愈表現出影響效率和穩定的新形勢下，我則極力呼吁效率與公平要兼顧并重，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認為完全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公正和協調發展。如果不強調防止兩極分化，不強調社會主義原則，忽視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那么，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還不完善的環境下建設市場經濟，就有離開社會主義方向的危險。

　　比如，所有制與分配關系統一論。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從分配關系入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完善社會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狀況，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光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延緩“公”降“私”升的速度和程度，防止所有制結構上的化公為私，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和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

　　比如，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的辯證關系論。要看到有兩種不同的思想解放，一種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這是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沿著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前進的；另一種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不能天真地認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確引導我們的改革開放。

　　小平同志多次說過，改革是新事物，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時總結。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不足的加點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只有這樣才能始終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及時地消除隱患。消除隱患最好的辦法就是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經驗證明，只有不斷地及時解決好面臨的問題和矛盾，才能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地在新的層次上達到新的綜合。具體來說，關于經濟運行機制，要繼續堅持市場改革，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關于所有制結構，要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在此前提下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兩種經濟；關于分配關系，要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努力實現共同富裕。

　　應該看到，西方宣傳的私有化的觀點、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政府守夜人的觀點，是在經濟領域中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些表現。我們應該注意防止經濟領域中受到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目的就是為了防止經濟領域變質。經濟領域如果變質，政治領域也會跟著變質，不能認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問題。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就要注意與西方推行的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滲透的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國際資產階級思潮，它主張一切要由“純粹的”、“看不見的手”來指揮，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管制。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是“三化”，即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這種觀念也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其實踐的結果必然會導致貧富分化而達到不堪忍受、難以收拾的地步。因此，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中要始終注意加以抵制和反對。

　　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戰略政策，就是主張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因而成為西方損害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理論工具與輿論工具。事實表明，新自由主義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福音。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拉美教訓，不少拉美國家搞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國際金融管制，最終都出了大問題。現在他們都覺悟了，毅然決然地拋棄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而向左轉。俄羅斯過去聽信新自由主義搞“休克療法”，結果一蹶不振，現在也跌醒了。誠如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

　　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給世界帶來的惡果。西方大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體制，美國等強國利用手中極其雄厚的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出入也需要這種“便利”。自上世紀70-80年代后，撒切爾夫人、里根先后在英、美上臺，開辟了新自由主義長達近30年的主流經濟學地位。這次大的金融危機，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不得不更多地乞靈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之類的手段，不得不借助于類似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手段。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旦經濟形勢變暖，它還會死灰復燃。只要大的壟斷資本集團存在，特別是大金融資本存在，它們還會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義蠱惑人心的。

　　在這次世界經濟大動蕩中，中國政府為穩定經濟采取了諸多重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實效，再次有力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國家宏觀調控的。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不能完全交給“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去管。如教育、衛生、住宅、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交通運輸、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農村設施等基本建設領域，以及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乃至宏觀總量平衡等問題，都不能完全交給自由市場去調節，而不要國家的協調和安排。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萬能的迷信、自由放任的神話，在當今世界上已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其本質、其用心而不再相信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本文的發表得到了《文獻與研究》編輯部的支持，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孫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