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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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13

　　張晶

　　一

　　盡管與杭州相隔180公里，不過兩小時車程，這里上演的卻是另一個版本的中國故事。

　　黃昏雖已降臨，四周依舊被各種聲音包圍著——卡車、三輪摩托車的馬達聲，轎車的喇叭聲，建筑工地的打樁聲，還有小鎮中千篇一律的從音像店里傳出來的流行歌曲。

　　這個位于浙中山區的丘陵小鎮在地圖上并不起眼，但在過去30年間，它所經歷的蛹化和蛻變，足以令很多人側目。一切的發生，大都跟一個名字密切相關——橫店集團的創始人徐文榮。

　　在徐文榮如今每年超過200億營收的橫店帝國中，橫店影視城僅僅是冰山一角，但卻聲名在外。目前提到橫店，多與“探班”相關。正是這個小學都未畢業的農民，一手打造了目前最大的華人影視拍攝基地，每天有30多部電影或電視在這里開機，西方媒體甚至為橫店冠以 “東方好萊塢”的稱謂。

　　但某種程度上，徐文榮，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才是橫店這出大戲的真正主角。和眾多浙商一樣，他同樣白手起家，商業嗅覺敏銳，膽識過人，并且有能力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他的個人經歷和一系列決定，至今深刻地影響著這個小鎮的走向。

　　橫店影視城的出現，使得每年當地居民的收入增加30多億，但橫店集團從中獲利很少，甚至因為徐推行的“免費拍戲”的做法，最初還會賠錢。每年，傳統的工業項目依舊為橫店集團貢獻著大部分收益。

　　但徐文榮仍打算為此繼續投入——繼聲名在外的廣州街、秦王宮和故宮之后，不久，橫店影視城中將重現昔日的上海灘。不僅如此，這個冒險狂已經在修建一個能夠停放波音747的飛機場，他甚至于設想著在橫店及周邊范圍內興建高空鐵路，把村與村連在一起……

　　二

　　徐文榮已經在這里閃耀了30年。在這個小鎮中，他有著獨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不同于一些富人通常有很多保鏢，他慣于獨來獨往。當他獨自開車出門的時候，鎮里的人們都會習慣性地跟他打招呼，隨便聊上幾句。

　　撰寫過《江村經濟》的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蘇南以集體經濟為主，溫州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橫店模式則是兩者的結合。回頭來看，在那個波詭云譎的時代轉折點，任何人都試圖將中國變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場，徐文榮也引領這個小鎮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成長路徑。

　　能夠將一個貧瘠的家鄉變成富甲一方的村莊，某種意義上，徐文榮兼有企業管理者和鄉村父母官的雙重角色，也即吳曉波所稱的獨特的“官商合一”的模式。正因這一雙重身份，他似乎有太多才智和精力不得不用在商業領域之外。也正因此，他所經歷的一切，某種程度上帶有鮮明的不可復制的個人色彩。

　　盡管表明與同處江浙的另一位農民企業家魯冠球交情甚好，但卻直言雙方在根本方向上的差異，“他僅僅是為了個人財富的積累，而我是希望共同富裕”。

　　市面上已經擁有為數不少關于他的書籍——無論是記者撰寫的親切卻并不嚴格的傳記，還是研究者完成的枯燥而簡單的報告。但他并不關心別人如何評論他，唯一愿意提到的只是他自己寫的三卷本 《徐文榮文集》，實踐中總結而成的各種方法論，大都散見其間，其中還談論了“三農”等很多大問題。

　　下轉50版

　　上接49版

　　過去30年間，橫店不僅講述了一個經濟崛起的故事，更是徐文榮面對不同潮流自我轉變的折射。

　　他并沒有遺忘政治動蕩在個人經歷中的影響，這也使得他用兩分法來評論毛澤東對于這個國家的價值——一方面重塑了一個全新的國家，但同時又將其拖入巨大的混亂之中。他唯一崇拜的則是另一位昔日的國家領袖鄧小平，改制放活為他贏取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也令他憑借不斷變革的勇氣將這個龐大商業帝國的疆界日漸拓展。

　　和許多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一樣，這個最初因擺脫貧窮的強烈沖動而開始創業的農民企業家，并不愿意將所謂的商業智慧描述得過于復雜——所有言辭，都指向其性格中果斷、決絕的一面，這令他在機會出現時迅速而專注。這或許可以解釋，一個生長在一個商業傳統中斷時期、毫無特殊背景的農民企業家，為何能夠將一間不起眼的繅絲廠，如今拓展成為一個擁有60多間子公司、3間上市公司的橫店帝國。

　　三

　　與當地人的談話總是不自覺地會滑向徐文榮。當然，他們很少直稱其名，更喜歡用“老爺子”相稱。司機告訴我，當地有座八面山，山頂用水豐沛，傳說是因為山下藏著一頭金水牛，只有3000年的陳稻草才能牽出，而徐文榮就是這個牽出稻草的人。這當然是不經推敲的傳說，卻頗有象征意義：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依據自己的獨特方式，為當地贏取了安定與繁榮。

　　徐文榮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父親是個裱畫匠，還寫得一手好字，這在當時已經算是不錯的家境，但貧苦給徐帶來的記憶依然刻骨銘心。建國之后，他進入了縣供銷局，很快因業績出色被提升為安文區的辦公室副主任。但到了1962年“大放衛星”的年代，他以驚人的勇氣辭去國家干部的公職，決定回家務農。

　　在這個罕見的災禍之年，他做了兩件特立獨行的事，初步顯露出其商業才華。最初，他發現地廣人稀的安文區肥料奇缺，開始動了“以肥料換糧食”的心思，第一次就換了50多斤玉米，令當地人眼紅，但卻落上了“投機倒把”的罪名，經多方說情才算通融。但他并未就此作罷，不久后，他又做起了用廢鉛提煉真鉛的生意，而這并不受國家政策限制。他憑借著當時的土風箱和鐵爐，一路收購到了上海，還用賺來的錢坐了飛機，一下成了當地的大人物。

　　他并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沒有成體系的管理哲學。正是這些敢想敢干的經歷，令徐文榮隨后事事愿為人先。囿于政治力量，最初他開辦小工廠的種種實踐一再被否定。直到1975年，政策風向有了扭轉的苗頭，允許自辦絲廠的時候，徐迫不及待地用了十個月的時間，率先做成了這件事。自此之后，公司業績和個人財富都開始成幾何倍數的增加。

　　這種敢為人先的性格，日后被他所做的事情一再印證——繅絲廠升級為更為現代化的輕紡和針織廠，隨即他又涉足在當時即便大企業也不敢輕易進入的磁性材料領域，繼而將版圖擴展至醫藥、汽車、草業等領域。當然，最令其聲名鵲起的則是被西方媒體稱作“東方好萊塢”的橫店影視城的誕生。

　　在徐文榮早年的創業史上，“敢為人先”也為他落下“不服管”和“狷狂”的名聲。20世紀80年代早期，當地一位鄉黨委副書記曾公開說，我們鄉里有個人，論本事可以做皇帝，論錯誤可以槍斃。而如今在當地政府官員看來，橫店集團對當地的貢獻，徐文榮居功至偉。

　　或許是徐臉上慣常性的溫和表情和鏗鏘語氣，淡化了失利在其身上曾有的印記。當我向他證實，有人說你曾先后創辦過200多家公司，是真的嗎？徐文榮的眼睛頓時瞪得很大，“怎么是200家，明明是700多家！”這多少令人想到那個已經褪色的西西弗斯的故事，他試圖抓住了每一次改變的機遇，包括那些不被人看好的決策，而最終贏得的回報遠遠超過了那些失敗的經歷。

　　四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安分的徐文榮又動了別的心思。“當時我發現，工業、農業、商業我都搞過了，做高科技又要引進人才，橫店偏僻，一時難以實現，所以就只能搞文化”。

　　此話一出，頓時激起千層浪。當時的一位浙江省副省長對不斷登門的徐直言不諱，“你真是走火入魔，你要做工業我們支持你，你這點文化做什么文化產業”。

　　當然，如我們后來所知，他不僅和文化打上了交道，還自此一發難收。他最初只是小打小鬧，做了幾個民俗村，有些反響。直到一天謝晉登門而至，邀請他為即將開拍的電影《鴉片戰爭》布景。在此之前，徐文榮甚至沒聽說過謝晉這個名字。為了在三個月內交付工程，徐文榮一口氣拉進了120個工程隊，同時施工。為了一切如舊，徐令人買下山上從墳墓中拆下來的舊石板鋪路，找間工廠專門用柴火燒制舊瓦。19世紀的南粵廣州街平地而起，這也成為橫店影視城的開端。

　　不久之后，時任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正著手籌劃興建兩個影視基地——“水滸城”和“三國城”。徐文榮聽到消息后，找到楊偉光，希望對方能同意選一個建到橫店去。楊想都不想就拒絕了，“不可能的，老徐，你橫店什么地方，一個小鎮，誰會到你那拍戲呢？”徐文榮以富有個人風格的方式回答，“好，你等著，過幾年我要打倒你”。

　　1999年，徐文榮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決定——任何劇組到橫店拍戲一律免費。當時，集團成員大都對此反對，但徐堅持己見，“他們不懂的，影視城一建起來，至少有1：5的帶動效應”。

　　最終也證明，這的確是個妙舉，不計其數的劇組開始涌向橫店。“老百姓開玩笑說，橫店的明星多如過街老鼠”，徐文榮說。幾年后，果真來到橫店的楊偉光，對徐說了一句，“老徐，真的被你打倒了”。

　　目前全國擁有數千個影視基地，其中盈利的不足5％，而橫店影視城恰恰成為為數不多的之一。《華爾街日報》曾對此評論說，橫店影視城的繁榮，低成本功不可沒。相比而言，如果在真正的北京故宮中拍戲，一天只能拍三小時，而且要耗資30萬之巨。

　　“免費”不僅僅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劇組，更帶活了整條產業鏈，大量的群眾演員聞風而至，在這里，他們每天可獲得幾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收入。目前橫店演員工會的注冊會員有3500多人。在當地，甚至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北京有北漂，南邊的橫店有南漂”，如今每天有幾千人住在橫店。

　　“只要對方需要，這里什么都能完成。我們是從一無所有到無中生有，再到無所不有，”徐文榮說，“比方說，《建國大業》劇組一天需要1500個群眾演員，橫店很容易可以幫他們解決；他們還能去各地淘一些古董道具，租用給需要的劇組。”

　　五

　　這一天，他剛剛招待了數以千計的客人，其中多數面孔并不相識。他步履蹣跚地走向每張酒桌，端著一杯不知是牛奶還是杏仁露的飲料，頻頻與人撞杯。

　　這個在過去幾十年間善拐大彎的人物，看上去并沒有明確的退休計劃，盡管他已經開始動筆寫自傳，并流利地表述出其中的章節名稱——“苦難童年，風雨青年，奮斗中年，成功老年，傷感暮年，勞碌終年”。

　　11月15日，在他空蕩蕩的辦公室接受記者采訪時，徐文榮坦誠，其中“傷感”的來源，他不只一次的強調，恰是未能完成的圓明新園。

　　時隔兩年，“重建圓明園”已經像是個久遠的故事。當時，為了配合橫店圓明新園項目征地，橫店鎮所處的東陽市，已經把臨近鄉鎮的五個村并入橫店。然而，“廢墟派”和“復修派”爭論不休，建園之事長期處于爭議的漩渦，土地批文也因此變得遙遙無期。

　　圓明新園的計劃最終擱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按照1：50的比例完成的巨型沙盤，以及園中11個具有代表性的景致。徐文榮會不時地來到圓明新園展館，看著15年來收集的資料如何呈現為模型，盡管昔日愿景中的實體依舊是他最大的遺憾。

　　“他們都很好奇一個72歲的老爺子為什么要做這件事，等它完全建成了，我也快80了，圖什么呢？他們不懂的，我計算過，圓明新園一建好，可以帶動35000人就業。當時我就說，橫店不讓建，我到外省去建，中國不讓建，我到外國去建”。

　　兩年來，他幾乎走遍了國內30個省，其中最令他敬佩的官員是仇和。仇和在得知他要建圓明園的消息之后，半夜打來電話找他。徐文榮應約去了云南，最終因地貌和面積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放棄，“但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個主動找上門的官員”。

　　盡管目前并沒有更多進展，但徐文榮似乎絲毫沒有放棄的意思，“我遺言都寫好了，圓明新園沒建好，下一代要幫我建”。

　　六

　　2001年8月17日，對于徐文榮來說，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盡管兒子徐永安順理成章地成為下一任領導者，但徐文榮堅決否認將橫店集團定義為家族企業，更不認為自己在這里樹立了家天下。

　　事實上，接班并非是一場血雨腥風的奪權之戰，恰恰相反，平靜得甚至有點不得已而為之的意味。最初，徐文榮曾邀請東磁集團董事長何時金繼任，但被對方婉拒。隨后，他又提出了五個條件——大學畢業、基層出身、曾連續三年實現2000萬的利潤、善于處理關系、與國際接軌，遵守“四共”原則，最終滿足這些條件，能夠勝任掌控這個包括數十家公司、領域錯綜復雜的龐然大物的需要的人選，唯徐永安最為合適。

　　他還協助徐永安掃清了上任之后的其他障礙，通過不同方式，讓其他子女和創業元老離開了橫店。自此之后，他很少過問橫店集團的日常運營，用他的話講，“不參與，更不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影響力徹底遁形——一旦遭遇到土地撥付等關鍵事務，徐文榮的出面往往能夠讓難題迅速化解。

　　徐文榮給自己的定位是，不僅要當企業的企業家，而且要當社會的企業家。正如徐在這個城鎮所扮演的角色一樣，他卸任后一手創立的“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委員會”（下簡稱“四共委”）也擁有著很難定義的身份——它當然并非政府部門，卻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政府職能，比如每個月為符合條件的老人補貼300元。他曾經說，要把橫店建設得跟西湖一樣美，讓農民像工人、像演員一樣去工作，而現在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下一個目標是，讓橫店人過上香港人的生活。

　　橫店的未來能否真的如徐所愿，這依然是未定之解，但就過去30年徐所經歷的創業和打拼的曲折經驗來講，他總是善于領先于時代。談話最終以一種令人玩味的方式結束，當我問他，“如果對20年前的徐文榮說一句話，你會講什么？”“徐文榮永遠是窮人”。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