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會云 査多

　　讓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這句話套用在中國的高校治理上，就是學術權力該如何在行政權力的遮蔽下找到自己突圍的方向，與行政權力、政治權力一起推動高校改革，成就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

　　近日，華中師范大學做出了一項重大決定：校領導（除一位因為分管緣故繼續留任）集體退出該校學術委員會，將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剝離。

　　華中師范大學新的學術委員會由23名教授組成，原來的校黨委書記、校長、副校長等領導共有5人進入學術委員會，現在除了副校長楊宗凱因分管此項工作繼續擔任委員，其他校領導全部退出學術委員會。

　　此舉被認為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教授治學的一項重要實踐。人們對此舉歡呼叫好，這也表露出中國高校行政化積弊之深。就如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所說：“我有時候就在想教授如果不治學，治啥？沒啥好治的，要么治家啊！”

　　外部治理的困局

　　在處長、主任、副部級校長、正廳級校長已經超越教授，成為高校權力的擁有者和受益者后，中國的大學就面臨如何回歸大學教育本身的課題。

　　行政化何以成了高校的痛楚？今年10月由國內9所一流大學舉辦的“一流大學建設研討會”上，西安交大校長鄭南寧說，西方的高等教育起源于11世紀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大學是在教會與世俗中尋求獨立空間而發展起來的。而中國的大學是西學漸進的產物，多數由政府出資建立，一開始就和政府有割舍不開的聯系。再加上社會體制不同，中國的社會教育無法按照西方的模式來發展。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學，往往是服從命令的，在政治權力的架構下實現民主與集中的模式，大學在兩者之間形成學術空間。”鄭南寧說，現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從計劃經濟體制下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大學。

　　“所謂的行政化，就是說你用一套不符合教育規律的去管教育，你用行政權力擠占甚至代替學術權力。”楊玉良說。大學的行政化管理傾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大學管理的行政化傾向，二是大學內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

　　上述9所大學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這些第一批985工程的高校聯合成立的“C9聯盟”，被稱為“中國的常青藤”。他們去行政化的努力，或將引領中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方向。

　　在中國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不得不提及2007年開始籌建的南方科技大學。作為一個新生力量，它被認為是中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翹楚，但在建校過程中，卻遭遇了無數行政化的尷尬：因為政府部門掌握大量的競爭性經費和教育資源，致使高校和教師經常要“跑部錢進”。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說了行政化鏈條在高校的運作：當官之后教授職稱就容易得到，得到教授職稱后項目和經費也容易得到，拿到項目和經費，成果獎也就容易到手了。在權力本位的引導下，大學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權力和官位級別上，很少有人能長時間靜下心來埋頭苦干，搞學術研究。

　　而在這種體制下被任命的校長，也成了一個很辛苦的群體。鄭南寧說，校長不僅要領導組織教育教學、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和社會服務，還有許多分外的責任，比如承擔離退休人員工資收入增長等社會責任，因為改革的成果要共享。

　　“我想到我們大學里流行的口頭禪，叫做‘桌椅板凳柜，生老病死退，水電氣暖衛，咋干咋不對，師生員工全得罪’，我想這是我們中國大學面臨的，也是師生抱怨很多的（問題）�！编嵞蠈幷f。

　　正是認識到高校行政化的弊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

　　但是，在外部大環境沒有改變之前，在官本位依然大行其道之時，高校如何能獨善其身？“那就在自己的范圍內做點自己能做的事情吧�！痹凇耙涣鞔髮W建設研討會”間隙，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而這些能做的事情，就是高校的內部治理，在學校內部率先“去行政化”，讓學術權力、行政權力在不同群體間重新分配，建立中國現代大學的學術制度和管理模式。

　　內部治理試驗

　　但對大學校長，內部治理的改革，也并不是個輕松的話題。

　　楊玉良稱，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應該據此劃分學術、行政以及政治權力在各個層面的分布。但很顯然，當前國內大部分高校所面臨的問題，在于并不一定把學術的發展放在第一位。

　　浙江大學校長楊衛表示，由于過去的行政管理過于扁平化，30多個學院使得能聽取到的學科的聲音越來越小，因此浙江大學希望進行“大學院制”的改革，卻遭遇了眾多利益相關者的抵觸�！霸瓉硪呀洺闪�學院的不愿意變成系，他說原來學院一開會我坐前排，現在弄成系了我就得坐后排。”

　　作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確定的學校內部治理唯一試點，楊玉良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說，當校長的20個月，勝過自己20年讀書。

　　近年來高校已不再是象牙塔的代名詞，層出不窮的腐敗案、抄襲案，讓高校在人們眼中失去了理想的色彩，而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也讓高校的發展路徑飽受質疑和指責。

　　楊玉良稱，大學經常會冒各種各樣的風險，比如經濟利益上的風險、法律層面上的風險和道德名譽上的風險。自己最近在研究復旦大學前幾年各種風險的案例，以發現學校的管理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而他的結論，解決學校管理漏洞的唯一辦法就是堅持所謂大學里的“法治”。用大學章程把比如大學的愿景和使命確定下來，保持大學的穩定性，留下傳統和歷史供后來者繼承。與此同時，大學章程還必須限制學校領導的權力。“我們經常開玩笑，大學校領導你該有的權力是沒有的，但不該有的權力你可能太大�！睏钣窳颊f，為了避免各種各樣的折騰，大學章程還要規定學術權力、行政權力和政治權力在不同人群、不同層次上的合理分配。

　　他強調，大學的管理和內部系統應該具有相當的保守性，比如說以耶魯大學為例，在重大決策的時候，耶魯慣常的做法是組成相關的教授委員會，充分徹底協商討論，因此在行動上往往好像猶豫不決。但是，正如《時代》周刊評論耶魯大學說：人們可以說耶魯的進步不快，但是其進步總是有選擇的和基本上正確的，這點很重要。

　　“你要知道大學的某個舉動，影響的是未來10年、20年。如果你今天不想明白，到后面連補都來不及。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明天馬上做出決策？可能不良的政績觀在大學里頭也有表現，這或許也是行政化表現的重要方面�！�

　　此前，鄭南寧曾去日本考察大學法人化改革。法人化改革前的100多年，日本國立大學由中央政府設置和集中管理，國立大學的教師身份屬于國家公務員，政府提供充足辦學經費，不干預校內學術活動。這種完全中央集權式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學的“學術群體”在一個規范、清晰的管理下進行。

　　到2004年4月，日本國立大學正式啟動法人化改革，國立大學不再作為政府直接管理下行政組織的一部分，而成為獨立自主運營的法人實體，政府與大學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管理體制，就是“管辦分離”。政府充分發揮撥款機制的作用，在保證非競爭性撥款的同時，引入有導向性的撥款，實現政府對大學的間接管理。

　　而這場改革最終對日本社會沒有造成多大的動蕩，原因在于，立法先行，“不僅可以避免失誤，而且使大學少走彎路”。

　　因此，鄭南寧對楊玉良的看法表示贊同，他認為，中國可以借鑒日本，立法先行，在法律的框架下確定政府和大學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政府可以“通過撥款機制的改變來體現政府對大學的控制”�！拔覀兿Ｍ�985三期以后的經費，能夠成為辦學的經常性經費，一部分作為學校的非經費撥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