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

　　仲繼垠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試行辦法的意見》，根據該《意見》，從明年起，將調整現有的紅利收取比例，調整后的比例將分為5%、10%和15%三個檔次，征收范圍新增5個部門單位和2個企業集團下屬共1631家獨立核算企業，這5個部門單位包括農業部、教育部、文化部、廣電總局和中國貿促會。

　　 消息一出，便在社會上引起反響。根據人民網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6.3%的受訪者贊同提高紅利的收取比例。但對于調整后最高收取比例只有15%，仍有一部分人對此表示遺憾，因為在此之前，不少專家建議將收取比例提高到25%甚至30%。但在收取比例已定的情況下，這筆資金的用途就成為了更受關注的話題。

　　紅利征收背后體現國家戰略

　　 理財一周報：對央企征收的紅利現在劃分為5%、10%和15%，這與之前不少人認為的25%～30%有著較大的差距。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大的落差？

　　 夏業良：其實我關心的不是提升幅度的多少，而是更關注這些紅利的用途。既然國企是全民的資產，那么上繳的這部分紅利就應該在全民福利中有所體現，比如如何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至于收取的比例到底應該是百分之多少合適，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對比，比如把一億元的資產投入到民營經濟中去，那么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平均市場回報率是多少，比如在民營經濟中的平均回報率是25%，那么國企就應該交25%的紅利。因為在經濟學里講究的是機會成本這一概念，同樣的資本不能因為央企是“共和國的長子”就投給它，這就是在經濟上造成一種區分和歧視。按道理講，只要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就應當一視同仁。所以向央企收取多少比例是合適的，并不是靠“拍腦袋”決定的，“拍腦袋”所決定的比例完全是一種計劃思維，我們應當去跟市場比較，其他企業的市場平均回報率有多少。

　　 仲繼垠：央企這幾年利潤的增長幅度非常大，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社會問題，那么央企這樣的擴張就會導致資源向少數人群聚集，所以現在就需要提高收取央企的利潤比例，從而用于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落差大的原因主要與央企現在的定位有關。國家現在還是將央企定位在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上，社會呼吁提高央企紅利其實體現了一個國家戰略的問題，即國家是靠央企來繼續往前走使自己更強大，還是向央企多收取紅利以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和促進民營經濟。所以其背后實質體現的是這樣一種政治、戰略的因素，所以才會出現雙方對征收比例的一個爭議。

　　 理財一周報：紅利上繳比例的提高會帶來哪些負面的影響？

　　 仲繼垠：這會使央企的發展后勁相對減緩，但有時候利潤過多也不是件好事，因為會造成那些企業進行亂投資。如果央企將利潤用于投資，但獲得的效益并不是很高，那還不如上繳國家來用于其他更需要投資的領域。

　　 夏業良：央企本身就沒很好的自主創新能力，那它就會有很多的抱怨，認為競爭不過別人是因為自身的負擔太重所導致的，將來又會要求中央為其減負。所以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我從來不看好國企改革，因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中國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完全的市場化，國企最終會慢慢消失，只留下少數一些特殊領域的國企。

　　征收范圍存在分歧

　　 理財一周報：為何金融央企一直未被列入紅利征收的范圍之內？

　　 夏業良：這個也是需要向官方提出的問題。本來說金融改革后都是市場化的自負盈虧了，那就意味著將來國有商業銀行也可能因為破產而倒閉。其實過去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壞賬率超過40%，按照國際慣例都應該倒閉了。

　　 所以既然要自負盈虧，那么一旦盈利的話就應該履行它的責任和義務，所以金融央企應該被列入到征收的范圍中去。

　　 仲繼垠：像金融央企中的工商銀行已經成為了全球最賺錢的銀行，按理說它們應該被列入征收的范圍，我認為那些呼吁者肯定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而現在未將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列入征收范圍我覺得是出于對金融安全的考慮。因為一方面這些銀行也存在著資本不足的情況，從這樣的角度來考慮，還是擔心金融的不穩定。所以在現在這樣的前提下，更看中的是這些金融央企的穩定性。由于金融相對其他行業來說是相對重要的，所以還是需要以穩為主。

　　 所以這樣一來就需要另外一些國企多繳一點，但這樣會對這些企業造成不利影響，因為這樣一來這些企業往前沖的勁就少了。但如果某些行業對國企的倚重性并不很大，甚至將來應該是一個退出的領域，那么這些國企就多繳一點。

　　 理財一周報：教育部被列入是否值得商榷？因為教育部的盈利能力十分有限。

　　 仲繼垠：我認為教育部列入征收范圍也未嘗不可，因為教育這些年也有些過于企業化，像教育產業化收費，資源向清華北大這些一流大學集中，這種現象并不好。現在向教育部收取紅利就可以將這筆資金由國家進行再分配，可以用來解決農村義務教育，這樣的話，整個教育資源分配便能更公平。

　　 而留在教育部的那部分錢也應該改變投資方向，不能靠教育部的錢去培養一流大學，不然又還是搞央企的想法。依我看這些錢應該投資到偏遠地區的大學，如蘭州大學、四川大學等。因為那些地方的市場化動力不像上海北京這些地區那樣足，提高偏遠地區大學的軟硬件設施，縮小這些地方的大學和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大學之間的差距。所以從教育資源的組合方式上來講，我也支持教育部將一部分利潤上繳，讓中央分配后補貼偏遠地區的教育經費，這樣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夏業良：教育部被列進去確實有些不太合適，我認為教育部如果獲得盈利那也應該投入到教育領域去進行再投資，因為人力資源投資在中國一直是屬于比較薄弱的一塊。由于教育部不是一個資金過剩的部門，而是一個資金稀缺的部門，所以還需要更多的投資。我認為還是應當把這部分盈利回饋到人力資本投資領域之中。

　　央企紅利需要用于改善百姓生活

　　 理財一周報：國家應該如何使用好這筆資金？主要應投向哪些方面？

　　 仲繼垠：我認為這筆紅利主要還是應該投入到社保基金中去，補充低保救助的資金缺口，像改善環境、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

　　 夏業良：我認為這筆資金需要投入到公民的福利中去。過去一直認為應該投入到社會保障中，但一方面社會保障已經投了很多的錢，而另一方面社會保障的錢老百姓又沒辦法直接享用，因為這是由社保基金理事會在管，他們把這筆錢拿到股市、基金和海外去投資，而這種投資的盈利與否我們并不清楚。一旦到后來這筆養老的錢被越玩越少了，起不到養老的作用時，那誰該為此負責？

　　 所以這筆資金應該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來讓老百姓獲得。在國外通常使用的方法是轉移支付，即直接以現金形式對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或者也可以關注那些中小城市，看看那些地方最缺的公共福利是哪些，比如我知道有些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很多年沒有購置新書，更不用說那些社區圖書館。另外，有些偏遠地區的老百姓想找個可以上網獲取公共信息的場所也找不到。因為不是每個老百姓都有條件上網的，所以假如國家能在這些中小城市設立公共信息中心，就能讓居民免費上網一個小時從而獲取公共信息。

　　 中國現在說起來是不差錢，但動不動就亂花錢，我們為何不能把這些錢用于建立社區圖書館，按照西方成熟的模式來運作這些圖書館，我們如果能將一部分辦大型活動的資金用于建設社區圖書館，這效用將會是長期可持續的。而像公共交通、空氣清潔、綠化這些方面也都是可以進行改善的。

　　 理財一周報：央企紅利的收取比例提高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收入分配的改革？

　　 仲繼垠：這個影響我認為不會特別大。需要看這部分錢是否會用于底層救助，如果能用于底層救助，那可能會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本身是由整個資源配置的壟斷行業所造成的，所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問題，只能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