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程東升 上海報道

　　在產業發展上，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這個四川男人是個激進與保守的綜合體。

　　在進入重工業以后，東方希望顯得很激進，經常是跳躍式發展，突然投資水泥制造，忽而又投資石油化工，在另外地方則進入氧化鋁產業，產業跨度之大、產業鏈條之長令人咂舌；但同時，東方希望新進入的產業都是用自己的資金先投資，不等貸款不靠上市，因此又顯得異常保守。

　　在激進與保守的步步跳躍中，劉永行和他領導的企業如靜水深流，逐步建立起自己在中國民營企業中的領袖地位。在201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中，劉永行以327億元排行第七。

　　“我們保持謙虛，不自卑不自傲。”在解釋自己所領導的企業為何成功時，劉永行如是說，并始終堅持將敬畏大自然、尊重自然規律作為首要哲學。

　　在這種形而上的理念之后，是他的堅持和執行力。他是如何從飼料行業轉向重化工業？他是如何從國有資本占壟斷地位的重化工業中擠出一條上下游全產業鏈？在這家低調的企業中，建立起何種獨特的管理模式和領導風格？在這位略顯神秘的企業家心中，又如何看待財富、創業精神？

　　在浦東東方希望大廈的15樓，他坐在本報記者面前，將這些娓娓道來。

　　重化工之夢

　　《21世紀》：你從什么時候想進入重化工業的？重化工業與你發家的飼料業關聯度不高啊。

　　劉永行：1992年，我與弟弟劉永好在美國訪問了一個月。我們考察了匹茲堡，這里一直是美國二戰后的鋼都，但此時，這里的鋼鐵企業大部分都在撤離。我也第一次聽到了“產業轉移”這個詞。我當時就想，10年后這些產業應該會轉移到中國，屆時我也應該有進入這些行業的機會。此時，我們正在國內建設第一個投資才幾百萬元的飼料廠，根本沒有資本做重化工業。但這個理想就此埋下了。

　　希望集團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們幾個兄弟的想法出現了分歧，哥哥永言要做高科技，而我要做重工業。于是，我們在1995年分家了。產業選擇不同是分家的主要原因。

　　《21世紀》：東方希望的重化工業好像是從賴氨酸開始的？

　　劉永行：飼料企業里，競爭力最強的對手是民營企業。我們必須在2000年前建立100個廠。1995年分家后，我在自己的片區里迅速建立了70多個飼料工廠。這導致公司對賴氨酸的需求量劇增，而此時，賴氨酸大都被國外企業壟斷。要想解決飼料業的長遠發展問題，就必須要能夠自己生產。

　　但是，如果只是為年產20萬噸左右的賴氨酸廠配套，熱電廠也達不到經濟規模，因此要建個大熱電廠，但太大的電廠，生產的電力沒有出路。于是，我們就想再建一個幾百萬噸的鋼廠或一百萬噸鋁廠消耗多余的電力，于是同時研究電解鋁和鋼廠。

　　《21世紀》：最后好像沒有堅持下去？

　　劉永行：重工業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當時，我通過集團的飼料業務積累了20億元資本。我一向謹慎，決定最多用這20億元在重化工產業里搏一把。我想好了，如果重工業不成功，就要在飼料產業里發動大戰，搶奪市場。但如果順利進入重工業了，飼料產業就不能發展得太快。

　　但這一次，在鋼廠項目的最后關頭，我退出了。這次退出還是源于我與合作伙伴的意見分歧——我覺得自己沒有開過鋼廠，建議完全用自己的資本、不要貸款，在一年內建一個年產300萬噸的鋼廠，然后再滾動建第二期。這種謹慎做法沒有得到伙伴們的贊同，所以就選擇了做賴氨酸—熱電—鋁業的獨特道路。

　　全產業鏈

　　《21世紀》：為何選擇鋁業？

　　劉永行：2002年，東方希望計劃在包頭建一個年產100萬噸的電解鋁的工廠，我繼續堅持用自有資金，先不貸款，該工廠分四期興建。氧化鋁是電解鋁的原料，但當時氧化鋁非常緊缺，東方希望與國外供應商簽署的合同，只能通過中間商才拿到進口配額。

　　于是，我們就計劃進入氧化鋁行業。這也是被逼出來的。

　　氧化鋁項目需要投資200億元，由于投資巨大，此時我的家人、公司員工都對項目是否可以做成抱懷疑態度。此時，我也考慮過上市融資，但在當時的政策下，公司上市主體只能是飼料產業，以飼料業務募集來的資金去投資重化工業，屬于違規。因此，這條路被堵住了。

　　其間，一些國際投資公司也來談了，國際投資人對我的想法很贊賞，但由于更擔心風險和能力，雖然簽署了投資意向協議，但最終又放棄了。我只剩下了自己做這一條路。現在看來，這次被迫“自己做”再次成就了東方希望。

　　《21世紀》：后來，東方希望又介入了水泥產業？

　　劉永行：東方希望在重慶的幾個產業做得很成功，獲得了政府信任。在重慶水泥產業整合的過程中，當地政府找到了我，希望東方希望介入。

　　我們分析后認為，一是要產業擴大規模，獲取規模效益，二是要將水泥企業建到可航運的江邊。我提出，要做就要做1000萬噸的，工廠要建在可以通萬噸輪的岸邊，這個工廠不局限在國內，但要靠近市場和原料礦山。根據上述原則，2009年6月20日，在重慶豐都投資建設了1000萬噸水泥項目，東方希望重化工產業鏈又一次延伸。

　　《21世紀》：后來為什么又進入了石化工業呢？

　　劉永行：2008年，東方希望的電解鋁、氧化鋁項目已經成了規模，效益也不錯。我們想繼續擴大電解鋁、氧化鋁產能，但遲遲無法獲得批文。資本必須找到其他的出路。

　　此時，重慶市政府問我是否愿意進入重慶的精對苯二甲酸（PTA）項目。

　　我考慮了10天，這10天內，我密集地查閱資料、請教專家。我發現，PTA是石油工業的兩個桂冠之一，中國是亞洲地區主要進口國之一，近幾年國產PTA自給率始終在60—70%徘徊。重慶這個石化項目也是2007年國家規劃的西部大開發新開工10項重點工程之一。

　　10天后，我決定進入PTA行業。我的理由是，這既是石油化工業，也是紡織工業，利于東方希望擴展產業鏈，而且，這個項目是國家支持的、有整套批文能獲得有國家最高級別審批的大型項目，這一直是我的夢想。

　　一個外行要挑戰這個技術密集的項目，難度是顯然的。但我們沒有回頭路。國家有關部門對這個項目的要求是國產化率達到75%，而東方希望最終達到了90%，主機全部國產化。現在東方希望投資控股的這個項目已經建成投產，年產60萬噸PTA，運行良好。

　　懵懵懂懂闖進石化行業后，我才猛然發現，這個行業的利潤率很高，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該項目每月的利潤近億元。

　　敬畏大自然才能長青

　　《21世紀》：東方希望的愿景是做“百年老店、百年名店”。要實現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是什么？

　　劉永行：我是無神論者，但敬畏大自然。我覺得只要我們做到這點就可以實現。

　　《21世紀》：那么，你認為自己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因素有哪些？

　　劉永行：還是敬畏大自然。這是對最高法則——大自然規律的尊重。

　　《21世紀》：你有句名言是“做聰明的第二”，意思是決定一家企業在一個大國市場中勝出的，不是一步到位式的全面、先進，而是在競爭中形成相對優勢。是什么事件促使您有了這個感悟？如今還繼續堅持這個原則嗎？

　　劉永行：因為我們是后來者，所以經常是第二。我們要求企業不一定做最大，但一定要做最強，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環境里。目前，國內的飼料產業里，新希望第一，東方希望第二；但東方希望的盈利能力第一。東方希望的氧化鋁等規模不是行業第一，甚至不是第三、第四，但效率可能是第一的。如果片面強調規模第一，可能會樹敵過多，且不一定理智。

　　我們從不提進入世界500強，我們覺得，企業做好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們的價值觀里有一句話叫“在其中，隨其后，隨之而來”。當然，如果在做強的基礎上，做到規模第一，也沒有什么不好。

　　《21世紀》：你之前一直固執地要遠離股市，堅持不上市，但近兩年，你的口風緩和了。為什么？

　　劉永行：是否對外融資是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其實，創業第一天我就想向銀行貸款1000元，但沒有被批準。后來我想通了，當時政策不允許給私人貸款，一個個體戶也無法取得銀行信任。

　　靠上市募集來的資金發展飼料業很難有核心競爭力。飼料業務的發展不需要貸款。3個工廠一年賺的錢，可以新建一個新工廠。100個廠一年賺的錢可以新建30個廠。因此，只做飼料企業不需要上市。

　　目前，東方希望重化工業的效益也很好，但如果要做更大的產業，比如，我們如果在國際上做一個500億的投資，或者在國內布局投資1000億的產業鏈，公司就不排除上市。

　　《21世紀》：東方希望集團與新希望的產業定位有哪些差異？

　　劉永行：目前，東方希望的定位就是做實業。新希望的產業更寬泛，金融、房地產、投資都有，感覺更是以實業為基礎、偏重于投資的投資公司。兩者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永好是社會活動家類型的企業家，更適合做投資；而我則是實業型企業家。

　　“用理論證實想法”

　　《21世紀》：與10年前相比， 你在東方希望里的職責有無明顯變化？最近幾年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劉永行：之前的工作具體，現在更宏觀，但最重要的工作是學習。我每天有一半時間在讀書，主要是了解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動向，但不進入政治圈。我為什么要敢做重工業？因為我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政治格局利于企業發展。

　　我喜歡思考和學習經濟理論，但不分流派，而是結合企業的發展去分析，用他們的理論證實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我很少看大部頭書，從來不上MBA。（東方希望總經理張輪大插話：劉董是中國農業大學的MBA導師）。我訂閱了大量期刊、雜志。我的學習不系統，但是根據需要來的。

　　《21世紀》：你們沒有請過咨詢公司嗎？尤其是在企業戰略和管理上？

　　劉永行：我們進入到某個行業，首先是自學，之后請教咨詢公司，但做的時候一定要以我為主。企業要對咨詢公司有深刻理解，咨詢公司可以幫助你不犯大錯，但很難幫助你卓越，要卓越只能靠自己。

　　我們從沒有請咨詢顧問公司幫我們進行管理。企業管理要簡化，東方希望的管理很簡單，全部理念就是一張卡片，三個原則，155個字。有一項不按照這個理念做，一定會失敗，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21世紀》：東方希望有個《標準管理》，這個規則是如何形成的？主要起什么作用？

　　劉永行：在東方希望，領導就是標準的制定者，包括行業標準的內化、公司標準的可操作化；員工就是標準的執行者，當然，員工并非機械地執行，雖然標準是領導制定的，但允許研究標準、鼓勵員工創造新的標準，一旦創造出，這個員工就可以成為干部的培養對象。我們要求所有管理都要落實到標準管理、標準循環上。

　　“我經常犯錯”

　　《21世紀》：史玉柱說，劉永行最多只犯過小錯誤，但沒有摔倒過，日積月累，造就了今天的成就。您自己認為犯過錯誤么？

　　劉永行：（笑）我經常犯錯誤，我性格比較急躁，經常批評錯人給人道歉。比如我們在成都投資了一個食品公司，成為了成都第一肉食品牌。于是我們以為將這個模式簡單復制到沈陽也可以成功。但我們當時并沒有下決心在沈陽投資這樣的快消品，最終關掉，損失了1000萬元。還有一年，我們的資本積累得比較多的時候，請了一個理財公司做投資，結果損失了5000萬元。

　　幸運的是，這些損失都比較小。做企業要允許一些小的失敗。但在跳躍式發展的時候，必須加倍小心。因此，我們動了進軍重化工業的念頭10年后，才開始籌備，又積累了6年資本，才敢真正進入。做企業不能犯大錯，否則會被置于死地。

　　我仔細研究過《進化論》，我發現，狼、兔子、草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平衡關系，狼要有一定的激進基因，勇于去獵食兔子，但對資源（兔子）的索取采取審慎原則，吃飽了就不再去捕獵，如果無節制地獵取兔子，最終會導致自己的消亡。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激進基因（要去吃兔子）與保守基因（不能將所有兔子都咬死）要結合在一起。反映到企業經營中，過度獲取土地、銀行貸款、過度投資都是對大自然的過度索取，都是違反《進化論》。

　　“抱怨是最不好的行為”

　　《21世紀》：近年來，有些人認為“國進民退”、創業難成功。你覺得現在的創業環境與當年比，是更好了還是更壞了？

　　劉永行：現在的創業環境比當年不知好了多少。當年我創業招募員工都是非法的，只能四兄弟自己做，后來允許招8個工人了，但想再多招幾個人的時候都沒有政策支持，只得專門向縣政府請示，縣政府冒著一定的風險才批準了。現在國家對創業扶持力度很大。

　　民營企業也是如此，現實不一定都合理，改革有個漸進的過程，多從大局上看就會理解。比如東方希望，在某些產業上遇到政策阻力，我們就多元化發展，尋找可突破的領域，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抱怨是最不好的行為，與邪惡相比，抱怨可謂其次。抱怨是優秀人才成長的最大阻力之一。東方希望提倡不抱怨。公司內部也不可能絕對公正，但只要總體公平就好。

　　《21世紀》：請給當今的創業者一些忠告。

　　劉永行：忠告說不上，每個人所處的條件不同。創業者不能太急躁，不要過高估計現在的能力，也不要過于低估計自己通過努力，三年、五年、十年后的能力，關鍵是現在要生存下去，兼顧發展，反而容易成功。

　　“財富只是平臺和工具”

　　《21世紀》：不久前發布的《2010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榜前10名單上，你的家族以350億元位居第七位。這個評選你之前知道么？你如何看這個350億元的身家？

　　劉永行：資產是350億還是多少并不重要，做事業必須要有一定規模的資產，但資產多一點少一點，對我本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在我們看來，通過我們的平臺提高給國家的稅收、給員工的福利和促進社會的發展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將普通勞動者培養成為行業的領先者、領導者，這需要大量的資產，這也是在創造更大的社會財富。如果占有了很多資產，但卻不盈利，那么就是犯罪、是浪費。

　　《21世紀》：在你看來，財富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你將如何運用個人財富？

　　劉永行：財富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備工具，有了財富，我們才可以促進員工成長、促進社會進步，因此財富就是一種平臺和工具。

　　財富來自于社會，應該用之于社會，要能夠最大程度地用于大自然，促進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