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了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其中包括：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等。

　　和往屆五中全會不同，這次的會議沒有提出GDP增長的具體目標。有學者認為這意味著政府未來的執政方向將不再是唯GDP增長是從，而是更加兼顧公平，把“富民”目標提到新的高度。

　　“富民”理當是執政者的首要工作，這不僅是緩解當前社會矛盾的需要，也是從根本上實現“國強”的必然選擇。這是中國人2000多年前就領悟的政治智慧，戰國《尉繚子》中提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如果只追求財政增收的“倉府”之富，或者是權貴階層的“大夫”之富，那么“強國夢”將始終是夢。

　　五中全會的富民方針有不少值得認可之處，比如健全社會保障、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等，但這些提法不免讓人覺得似曾相識。早在30多年前鄧小平就提出了“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的小康目標，而近些年來“建保障、促收入”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是歲歲提、年年做，但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還一直存在并日趨嚴峻呢？

　　我們認為，要從根本上實現富民，不僅要在一些政策和做法上作出改變，更重要的是，需要再一次大膽解放思想，突破“個人服從集體”的傳統社會觀念，把尊重個體、捍衛私權當成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應該重新解讀富民計劃的重點，將“讓利于民”轉變為“讓利于人”。

　　“人”和“民”看似一樣，其實不同。在我們的理解中，“人”是指個人、個體，是指單獨的一個個老百姓；而“民”還是個集體概念，是所有的“人”匯聚而成的集合。正是因為這樣，每個人都不能代表“人民”，為人民服務也就失去了具體的對象，自然人民的利益也就高于個人的利益。

　　在這種思想下，打著“人民”的旗號侵害“個人”利益就變得順理成章。前段時間江西省宜黃市強拆事件中，宜黃官員“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申辯就充分表現了這一點。不少地方的執政者，常以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為由強行剝奪私產，導致流血沖突、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試問，當每個“個人”利益無法被保障時，“人民”利益還真的會存在嗎？

　　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一直是集體高于個體、個體應該服從集體，但誰也說不清楚“集體”究竟是誰？而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誰掌握了權力，誰就代表著集體，就可以隨意地剝奪個體的發言權、決定個體的命運。在這個邏輯下，“讓利于民”往往變味成“讓利于代表集體的那個人”，最終演變出了腐敗滋生、權貴獲利、貧富失衡的現實結果。

　　溫家寶總理曾提出過“要讓人民的生活更有尊嚴”。所謂尊嚴，并不單由個人財富和收入水平決定，不能說錢越多就越有尊嚴。真正的、本質的尊嚴是“個人”得到承認和尊重，是每個人的想法和訴求都能有權力表達，每個人的正當利益都能夠被法律和意識形態保護，不用擔心會被隨意剝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權。

　　尊重個體，首先要強調個體和集體的平等。在現實當中，個體的力量往往小于集體，要真正做到個體和集體的平等，或許需要在某種程度上約束集體，甚至在個體和集體發生利益爭執時，應該采取矯枉過正的態度，個體優先于集體，集體讓位于個體。

　　尊重個體，還需要不同的利益群體互相妥協、彼此協商，不能持強凌弱，以權力的大小來決定話語權的大小。強勢的公權力，非但不能站在私權的對立面，相反，還應該極力保護私權，充當私權的守護者。

　　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舉世矚目，這其中不乏“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換發展”的貢獻，但同時也積累出一系列眾所周知的社會矛盾。老的增長模式已有“紅利耗盡”之勢，未來的發展的確要改變模式，并逐步消化過去20年積累出的問題，這已然成為社會共識。

　　我們認同執政者對于改善民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方法，但我們更希望看到這些方法的實質和內涵發生轉變，思想轉變了，對同一方法的操作才會出現不一樣結果。否則，所有的方法都依然會似曾相識、換湯不換藥。

　　要激發新一輪經濟增長活力，也許應該把尊重個體、讓利于“人”放在首位。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不僅不矛盾，而且還一致。沒有一個一個個體和個體家庭的財富增加、幸福增加，談何全民富裕、國家富強？

　　所以，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觀念轉變，是未來富民和強國的關鍵，是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而對個人權利的最大尊重，也是終極目標，就是公民的投票權、直選權的實現，這確實需要一場有勇氣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