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進峰

　　美國財政部將人民幣匯率這一棘手的難題，踢給了11月份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首爾峰會。

　　10月15日，美國財政部推遲發布有關國際經濟政策及匯率政策的報告，炒得沸沸揚揚的全球匯率戰爭似乎有所緩和。不過，9月份以來，孤注一擲的美元貶值策略所引發的全球貨幣體系紊亂不會因此而終止。

　　“大國在發行貨幣方面應有所節制。”10月1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夏斌直指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是導致金融動蕩的關鍵因素，必須加快對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的改革。

　　到底是誰在操縱貨幣？美元還是人民幣？

　　10月16日，歐盟委員會駐華代表團的經濟與金融部主任Annika Melander女士出席清華大學一個論壇時表示，目前世界經濟仍然非常脆弱，發達國家正試圖調整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但“我們不能將指責人民幣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案，這是一種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的做法，并不是中國的錯誤導致了世界經濟的疲軟”。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再度強調，中國并沒有操作貨幣，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最終目標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平穩發展。他也并不認同指責美國實行“弱勢美元”是在操縱貨幣，“美聯儲希望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國內企業擴張和投資上升和降低失業率，初衷是為了緩解國內矛盾。”

　　美元的邏輯

　　一邊是備受二次探底風險折磨的美、歐、日欲再度大發貨幣，美國“弱勢美元”策略更是顯露無遺；一邊是對出口下滑、熱錢涌入憂心忡忡的新興市場國家，自9月份開始紛紛干預本國貨幣，力圖遏制本幣對美元的升值，巴西、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甚至瑞士都被列入干預匯市行列。

　　實際上，目前除美元外，全球貨幣幾乎都處于升值狀態，主要貨幣日元升幅已超過12%，歐元盡管尚未完全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卻也迅速升值2%；而人民幣自6月19日匯改重啟以來，累計對美元已經升值大約3%，且自9月2日以來達到每月升值1%以上。

　　“如果這一態勢持續下去，將有助于糾正處于大幅低估狀態的人民幣匯率。”10月15日，美國財政部聲明對人民幣升值表示了充分肯定。

　　10月16日，美國財政部的駐華特使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盡管聲明沒有說明人民幣升值應該持續多長時間，也沒有給出具體的數值，重要的是美國認可人民幣最近的升值對于恢復全球經濟的平衡起了積極作用。”

　　中信銀行副行長曹彤向本報記者表示，美國經濟修復危機前舊有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余”的模式，微觀上遇到了兩個障礙：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二是美國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還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還需要時間。

　　脫離了金融杠桿的支持，美國必須依靠“打工吃飯”，即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和出口加工。此前，奧巴馬政府就在“提振經濟、重振制造業”大政之下，擬定了未來五年內出口翻番的策略，即由2009年出口額的1.57萬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14萬億美元。

　　曹彤認為，短期內要想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調整要素價格成為美國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

　　即一方面，利率政策上，依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投入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采取美元貶值的匯率政策，盡管危機前后，美國實體經濟相對全球而言，并沒有明顯虛弱，但推動美元貶值卻是美國上下的共識。

　　“通過壓低利率價格、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于競爭對手，從而產生比較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涌入，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等。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曹彤認為，由于需要改變外部需求，這一模式中，匯率作用無疑要遠遠大于利率的作用。

　　因而，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貨幣戰的現實一幕。

　　人民幣的辯詰

　　不過，面對“人民幣升值”批評潮，“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的傲慢姿態也被扣在人民幣頭上。

　　最典型的批評莫過于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說法，他認為中國既控制了名義匯率又控制了實際匯率，無疑就是對貨幣的操縱。

　　馬丁·沃爾夫認為，中國為保持低匯率采取了大量干預行動。從2000年1月至2009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2.24萬億美元；在2008年7月之后，中國中止了始于3年之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逐步升值，外匯儲備增加了6000億美元；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接近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0%。由此推論，人民幣和中國將應為全球失衡承擔責任。

　　不過，美國財政部的聲明傳達出積極信號。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向記者表示，報告透露出中美雙方都應承擔起全球失衡的責任——要想讓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強勁、更加平衡并可持續的復蘇，是一個多邊的挑戰，而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的責任。

　　Annika Melander女士也坦言，面對全球脆弱的經濟復蘇，美國、歐盟和中國是在一條船上，不應將其歸咎于人民幣匯率。她認為，對匯率進行短期的調整是正常的，但從長期來說，一國匯率應該貼近它的基本面。因此，她認為人民幣匯率在未來還有上升的空間，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本身不是一個威脅，對于世界經濟則是一個機會。

　　張燕生認為，美國將人民幣升值歸咎于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但除中國外，德國和中東也是兩個比較大的順差經濟體，為何幾大順差經濟體唯獨中國承擔全球經濟失衡責任？

　　他認為，關鍵在于人民幣應在什么條件下升值和不升值。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升值，最后導致的后果是：第一，一定會進入被動升值的陷阱；第二，宏觀經濟調控無法適應；第三，結構調整的目標無法實現；第四，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將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