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漢偉

　　今年9月以來，匯率問題成了一個國際性話題。“國際匯率戰爭”、“貨幣戰爭”之類的言辭搶占了許多國家主流媒體的重要位置。

　　就在此時，9月29日，美國眾議院以348票贊成79票反對壓倒性通過了《貨幣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要求對來自貨幣幣值被低估的國家的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根據這個法案，如果人民幣不在近期內大幅度升值，美國很有可能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高額反補貼稅。

　　不可避免的人民幣匯率之爭

　　雖然國內很多人對此事還心存僥幸，認為雖然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這個法案，但真正生效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和總統奧巴馬簽署；由于美國國會大選在即，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面臨改選，該法案能否在參議院通過存在變數；即使參議院通過，奧巴馬簽署的可能性也不大；等等。

　　但筆者認為，隨著這一法案的出臺，中美之間關于匯率的爭訴已經不可避免。且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羅西9月29日在國會山的表態：“多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今天，我們終于認識到中國政府對匯率的操縱是一種出口補貼，應該制裁。”“中國既然已經加入了WTO，就必須按照國際規則從事。”“二十年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每年50億美元，現在是每周50億美元，每周50億美元！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通過這個法案，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相信，通過這個法案能夠幫助總統認識到美國民眾對此事是多么關心；這涉及國家安全，關乎美國工人的利益。”“如果該法案達到預期目的，將給美國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

　　那么，如果該法案達到“預期目的”，中國將會怎么樣呢？

　　如果人民幣幣值在短期內大幅度提升，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出口加工企業，有專家估算，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出口產品利潤都會受到較大影響，其中棉紡織行業約下降12%，毛紡織行業下降8%，服裝行業下降約13%。假如人民幣升值5%，大部分沒有技術含量和品牌，靠低價位策略生存的中小企業勢必被擠出市場，因為訂單都是以美元計價的，但原材料和勞資等生產成本都是以人民幣支付的，人民幣升值讓成本遠遠高于訂單價格，如何履行？

　　同時，與中國存在同業競爭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東南亞和南美洲)由于幣值沒有被提升，相對于中國的競爭力會很快提升，可以趁機爭取到原本選定中國的客戶群。如果按照美國某些學者所言，人民幣幣值至少提升20%，試想會有多少中國企業遭遇滅頂之災？

　　由此，這個法案已經觸及中美貿易關系的“底線”。比較起來，過去中國和美國相互就某種產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或特保等貿易救濟措施，那都是“小打小鬧”，影響的僅僅是一個行業。這個法案則不同，它觸動的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不合法的“補貼”指責

　　支持對中國進行制裁的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操縱匯率，降低人民幣幣值，構成對出口加工企業的補貼，所以應該對中國產品征收反補貼稅。這個理由在WTO法律體系中是否成立？讓我們先看看WTO《反補貼協定》是如何對“補貼”進行界定的。

　　根據《反補貼協定》第一條和第二條，構成補貼需要具備三個要素：第一，政府或公共機構要對企業有實質性的財力支持，具體包括政府通過撥款、貸款、貸款擔保或股權讓與的方式轉移資金給企業；政府對到期應該收取的款項(比如稅收)不再征收；政府在公共基礎建設之外，為企業提供貨物、服務、或者購買貨物，變相為其提供支持；政府為公共基金注資，或者委托私有實體替政府注資；政府為企業提供《關貿總協定》第十七條規定的其他形式的收入或價格支持。第二，受惠企業必須得到實質性利益。第三，這種補貼必須是對某種行業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補貼，地區發展補貼或者針對所有行業的補貼(比如中國政府的振興東北計劃和西部大開發計劃)不屬于這種補貼。

　　但人民幣匯率問題既不屬于“政府的財政讓與”，也不構成“受惠企業獲得實質性利益”，更沒有“具體性”這一構成補貼的核心要素。

　　根據《反補貼協定》的安排，補貼分為三種：“禁止性補貼”、“可訴性補貼”、和“不可訴補貼”。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對出口企業進行補貼，屬于“禁止性補貼”。然而，根據《反補貼協定》第三條，“禁止性補貼”只包括兩種：出口補貼(政府根據出口實績，在法律上或實際上給予的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根據企業使用進口替代產品的數量給予的補貼)。

　　可見，WTO對補貼的界定非常嚴謹。就法律技術而言，美國必須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如下幾個方面：其一，中國政府確實在操縱匯率；其二，這種操縱構成了對某種行業的補貼；其三，這種補貼是具體的，并且受惠企業確實得到了利益；其四，這種補貼屬于“禁止性補貼”；最后，必須論證受惠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補貼，從而認定應對中國產品征收多高的反補貼稅。

　　美國根本無法提供相關證據，更無從證明。相反，美國政府的智囊機構之一—卡托(CATO)研究中心貿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爾教授運用大量證據論證了三個足以質疑美國國會的觀點：

　　一是匯率對貿易的影響非常微小，甚至不成正比。從2005年7月—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21%，但是同期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卻從2020億美元增加到2680億美元。在2001年—2004年期間，當美元兌人民幣始終保持在8.28的水平時，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卻在逐年遞增。

　　二是如果借匯率問題對中國產品征稅，哪么征收多少？如何評判中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故意降低幣值？參考的依據在哪里？

　　三是即使這次如愿，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美國就一定能大幅度縮減貿易逆差嗎？要知道，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依靠原料進口進行加工的企業生產成本會大幅度下降，產品會更具有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肯定會增加美國的出口，但是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不見得相應地降低。

　　中國應對之策

　　有人說，這個法案是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前的一場政治表演秀，隨著中期選舉的結束，一切會不了了之。但筆者認為，政治表演拉選票的因素是有的，但奧巴馬政府不會輕率地因此與國會對立，兩年之后是美國總統大選，奧巴馬現在的許多政策構建都在為下一屆連任做準備。人民幣匯率讓奧巴馬政府很頭痛，一方面要屈從于國會，另一個方面又必須考慮中美經貿關系穩健發展，不敢輕易觸動雙邊關系的“底線”。

　　在人民幣匯率法案的背后，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美國單邊主義有抬頭的明顯跡象。在佩洛西和其他議員的報告中，他們多次提及迫使人民幣升值是基于一種政治理念：“我們美國自己處理(Made it in America)”。這是布什政府的理念，奧巴馬上任初期曾力避這種理念，努力挽回美國的國家信譽。

　　綜上，中美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爭議已經超出了經濟范疇。中美“匯率之訴”能否引發，取決于美國政府以什么樣的態度處理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平衡關系。如果按照美國國會的意愿走下去，對中國產品征稅，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管，肯定會采取相應的報復措施，并提起WTO訴訟。如果奧巴馬政府把此事推到國會中期選舉之后再表態，尋找其他機會消減國內激進派情緒，這個事情可能會大事化小。

　　靜觀其變、沉著應對，應該是中國處理此事的基本策略。匯率和征稅都體現國家經濟主權，美國如果觸及“底線”一意孤行，中國采取相應的報復措施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利用談判斡旋拖延時間是比較有效的權益之計。同時，中國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人民幣在亞洲的硬通貨地位，向全球輻射，動搖美元的國際地位。之后，中國可以根據市場要求穩步調整人民幣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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