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煜輝（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無須諱言，2005年出臺的 “非公36條”顯示制約民間資本準入的是軟門檻，即各種玻璃門和彈簧門。因此，民間資本期待實施細則，希望今年5月13日出臺的“新36條”實施細則能夠徹底清除種類繁多的軟門檻。

　　 國家發改委有關官員透露，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醫療事業的相關政策措施已上報國務院，力爭10月底前出臺。同時，廣東、南京和寧波等地已出臺了落實 “新36條”的相關政策。這意味著“新36條”正式進入了細化實施階段。

　　 現在的問題在于，清除了門檻，私人部門就想進入嗎？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自然壟斷成本”，誰先進入這個領域誰就是老大（平均成本大幅下降是自然壟斷形成的充分條件）。更何況，土地、資金、稅收等諸多要素都掌控在國家資本手中。放開了，又能怎樣？私人資本進入能干得過國資嗎？

　　 統計部門不要再出那些毫無意義的報告了，比較國資、民資的資產占比，增加值、利潤占比等，多少顯得文不對題，讓人笑話。經濟體跟人體一樣，各個部位的關鍵性都一樣。其實，你只要控制了1%的部類（如金融、土地），事實上你就控制了這個經濟體的整個命脈。

　　 中國金融、主體運輸（公路、鐵路、航空、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等，受到壟斷力量的控制，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實際情況還遠不止于此，當下國有資本依托著“反危機”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資源和資本的空前優勢”，一方面不斷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另一方又四面出擊，在許多與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經濟安全毫無關系的行業搶占地盤，由此引發了“國進民退”的現象。像商業性房地產開發領域，120多家央企中竟然有80多家涉足，那些號稱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軍工企業、航空工業企業也置身其中。目前，仍有約2/3的企業、40%的國有資產分布在一般生產加工行業、商貿服務及其他行業。

　　 國資一方面舍不得從一般行業中退出，但對一些公用事業和重要工業領域，又通過各種方式阻礙行業開放，民間資本難以進入。盡管國務院又通過了鼓勵民資的“新36條”，但在國有資本分布如此寬泛、國有資本退出遲遲不動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民資進入能取得多大進展。

　　 因此，筆者建議，“十二五”期間，國有資本應該有計劃地要做戰略性撤退，當前落實“新36條”的關鍵不在于“民進”，其實私人部門很清楚收益和風險在哪里，這不需要政府教它們，鼓勵它們，關鍵在于“國退”，要讓出地盤。

　　 從微觀機制上講，國有部門經濟是典型代理人經濟，代理人經濟的利益激勵是傾向于使產業流程內部化，這樣越大的規模、越大的營業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門經濟傾向于使社會化大生產的流程解構，通過外包來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業的現代服務業，如現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務等業態迅速衍生和發展，從而創造出就業需求的指數級增長，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進。

　　 這是符合中國經濟轉型的宏觀目標的，也是轉型必須要突破的點。事情就這么簡單，但操作起來卻是難事。因為這些政策可能蘊含有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驗我們決策者的勇氣。

　　 中國的國有部門和大企業完全依賴于由國民間接提供的各種補貼，假如國有企業要支付合理的借貸利率，其利潤將完全消失。有學者初步測算，中國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每年占有1.4萬億租金。政府從經濟領域大幅地退出，將可能極大地減弱決策者對于國家經濟制高點的掌控，這種改革性質不光是經濟改革，更是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