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CPI再創年內新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究竟將受到怎樣的影響？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政策將何去何從？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就上述問題發表意見。

　　可適當加息

　　保證百姓存款基本無損

　　 《華夏時報》：您同意所謂CPI數據已經到頂的觀點嗎？

　　 蘇海南：CPI是否已到頂，現在尚很難說。雖然中央正大力加強調控，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很難保證CPI今后一段時期不會繼續上漲，所以我們不應輕言CPI已經到頂。這有利于我們保持高度警惕，能夠及時予以積極有效的應對。

　　 《華夏時報》：在工資性收入增長停滯或者增長異常緩慢的情況下，CPI持續創新高對中低收入者的生活顯然將造成影響，您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蘇海南：這種影響肯定是不好的。如果CPI特別是其中食品類價格快速上漲，將直接影響到那些低端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因為他們可能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或更低的收入，本來其家庭恩格爾系數就已經達到60%到70%了，如果食品類價格過快上漲，他們的幾乎全部收入可能都會被迫用來購買食品，別的方面的支出將所剩無幾。

　　 其中，有些極低收入者甚至連購買基本食品的錢都不夠，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將明顯惡化。那些偏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品質或生活支出結構也都同樣會受到CPI過快上漲的嚴重沖擊，他們生存需求之外的個人發展和生活享受需求都將受到更多制約。

　　 這三方面群體的生活質量由于CPI過快上漲和工資增長緩慢而受到不同程度沖擊，將進一步壓縮內需可以擴大的空間，因為他們本來不多的薪水將必須有更多部分用于購買價格過快上漲的食品類商品，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換句話說，社會的小康程度或部分社會群體的較富裕程度將相應降低。如果CPI持續過快上漲和工資持續不增長，那些現在比較富裕或全面小康的群體將掉落為小康群體，小康群體則有可能掉落為比較貧困的群體，比較貧困群體將掉落為嚴重貧困群體。因此，如果CPI持續過快上漲，甚至發展成嚴重的通脹，不但將對很多人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也將對消費市場造成沖擊，進而影響到生產鏈條，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這正是我們需要高度關注和防止發生的問題。

　　 《華夏時報》：有分析認為，加息可能使得出口形勢更加嚴峻，給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帶來壓力，這種壓力將直接導致失業，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安全隱患。您同意這個觀點嗎？

　　 蘇海南：我不這么看。把加息等同于造成失業，甚至造成嚴重的社會安全隱患，我覺得這個說法言之過重了。適當的合理的加息，應不會造成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合理適度加息，同時金融機構真正開通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渠道，為其提供貸款便利，比如雖然加息一個百分點，但對中小企業貸款卻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便利和寬限，我想就不至于給中小企業帶來巨大壓力并立刻轉化為失業，更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安全隱患。但如果加息太猛，而早應建立的中小企業銀行，又始終不見動靜，國有大銀行又不提供必要支持，迫使中小企業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所謂地下錢莊，那些高利貸，那當然就會雪上加霜，可能造成部分中小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

　　 因此，觀察當前總體市場環境，我認為如果到了該適當加息的時候，那就不應當再猶豫。同時對于中小企業要有額外的貸款支持。總之，我們不應當把加息簡單看成是洪水猛獸。

　　提高百姓收入水平

　　政策不應動搖

　　 《華夏時報》：許多人擔心為了防通脹,政策趨向可能轉變,這是否有可能成為阻礙勞動者工資增長的趨向？

　　 蘇海南：是的，現在隱隱約約可以感到有這種聲音，進而影響政府相關政策及其制定可能發生一定變化。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今年兩會前和兩會期間，還有今年上半年，中央領導和一些社會輿論，都普遍在呼吁要提高“兩個比重”，要合理增加勞動者工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至今年7、8月，由于二季度經濟運行速度稍有減慢，對三、四季度經濟是否回落有所擔憂，漸漸地，提高“兩個比重”的調子有所降低。現在，更有觀點認為，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要增加工資，而是如何保企業、保就業的問題。對此，我還是持原有的看法：不應把保企業、保就業與合理適度增加工資對立起來。因為中央一再申明，國家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調結構、轉方式。中央領導也一再說，要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放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位置。這里就包含了提高“兩個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增加工資等相關內容。

　　 所以，只要是在經濟發展、GDP繼續增長、企業效益提高的基礎之上，合理增加工資，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就是調整經濟結構的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之一。這一點不應發生動搖。

　　 那種認為增加工資就會進一步推動通脹、影響就業、影響企業生存發展的觀點，我認為是片面的。我們都知道通脹一般都是由于貨幣發行過多所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積居奇壟斷市場所造成的，并非由于老百姓收入增加所造成的。除非勞動者收入超過勞動生產率過快大幅度增長，政府又多印鈔票，才會形成工資成本推動型通脹。目前，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情況。因此，防通脹不應首先防在控制職工工資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長上面，而是應該首先找準當前可能引發通脹的源頭。比如，該控制貨幣發行量增加時，就應該控制；又如那些“蒜你狠”、“豆你玩”的食品價格上漲過快，就應控制這些食品價格；實際上，近期政府一采取措施，這些食品價格就回落了。

　　 從宏觀上來看，這些年，是利潤侵蝕了工資，農民在收入方面更是做出了很大犧牲，給他們適當合理地增加一些收入，帶有一定還賬的性質，是不會影響到就業，也不會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的。何況今年一、二季度GDP仍有較快增長，下半年也沒有大幅下降的趨勢。因此，現在具備繼續合理提高工資，提高居民收入的經濟基礎。特別是我們現在并沒有片面過分地漲薪，除了前些時候部分外企、民企勞動者有所謂漲薪浪花外，并未形成所謂的“漲薪潮”。所以，不要把保企業、保就業、保增長的條件簡單聚焦在控制工資、收入的合理增長之上。

　　 當前，“十一五”馬上要結束，“十二五”即將開始，我認為還是要把企業的生存發展、就業、工資和居民收入增加等統籌考慮，將其有機結合起來，只要“蛋糕”能做大，就應讓老百姓收入有相應的增加。這是調整我國經濟結構和保持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一有經濟發展速度的些微波動，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職工工資、居民收入的增長，而不是想其他的應對之策，是無法真正實行和實現經濟結構特別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的，也是無法實行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的。

　　 《華夏時報》：在CPI有可能繼續走高的大背景下，我們可以期待怎樣明確的有關勞動者收入增長的政策指向？

　　 蘇海南：首先要貫徹胡錦濤總書記關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指示精神，把合理適度適時提高職工工資、居民收入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作為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展開專題研究分析提高居民收入、職工工資與GDP增長、就業以及CPI上漲等因素的相互關系，把握好合理提高工資收入的度；在這一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把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勞動報酬兩個比重和居民收入、工資水平增速的量化指標納入“十二五”規劃，作為預期性指標，引領收入分配結構調整。與此同時，統籌研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標本兼治措施，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改革來逐步理順分配關系，遏制收入差距擴大和規范分配秩序。這里，政府要下決心，老百姓要有耐心，各方面要齊心，就能夠實現勞動者收入的合理適度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