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范璟
IMF和世界銀行秋季年會上,當美歐就IMF份額調整初現分歧時,人民幣升值論再次成為雙方轉移壓力的工具。
10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于 6.6732元,再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過去的9月份,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已經升值了1.8%,今年6月19日匯改重啟至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已接近2.5%。
周小川在會議期間駁回了美國和歐洲呼吁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要求,并稱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是逐步的,且不會采取所謂的“休克療法”。
“目前,美元有序貶值以及把匯率升值與IMF份額調整掛鉤等做法,都是美國為轉移中期選舉和就業壓力的政治手段,是美歐國家在后危機時代緩解經濟增長壓力的自保選擇。”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
歐美試圖轉移壓力
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復蘇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步。
根據IMF10月6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0年和2011年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為2.7%和2.2%,而新興經濟體為7.1%和6.4%,亞洲發展中國家更是高達9.4%和8.4%。
用年會期間IMF執行總裁斯特勞斯-卡恩的話說,應對當前復蘇不同步的挑戰,需要兩大支柱:各國政策協調和IMF發揮更大作用。
而從IMF自身改革來看,則事關IMF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公信力,包括份額提高、份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執董會席位、IMF職能、執行總裁選舉五大領域的改革,將在未來幾周內完成。
IMF目前的份額排名,美國是(17.09%)、日本(6.12%)、德國(5.98%)、法國(4.94%)、英國(4.94%),而中國是3.72%。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研究部的博士后李建軍認為,IMF改革雖然得到了成員國的一致認同,但在美歐之間卻形成了分歧。
美國同意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份額,但希望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的一些占比較小的國家來落實,而歐洲國家則希望美國能放棄“一票否決權”(IMF的多項決議需要超過85%的份額同意,而美國的投票份額超過15%)。
“雙方為了緩解這種分歧的壓力,都在尋找一些借口轉移壓力,匯率升值顯然是一個好借口。”陳鳳英認為。
剛剛參加完IMF會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成為歐美國家的眾矢之的,主要因為歐、美、日三大經濟體會陷入一個相當長時期的低增長,財政赤字很高,貨幣政策也已異常寬松,就想到最后的一招,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的本質和日本的廣場協議一樣,要中國讓出部分市場。用IMF前副總裁、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的話來說,就是:“相當于給中國征稅”。
升值壓力可能11月緩解
在IMF年會上,美國財長蓋特納要求IMF對人民幣升值問題表現得“更為積極”。他表示,IMF 計劃的改革方案,是給新興經濟強國更大的發言權,而這改革方案與匯率政策有直接關系。他說,若新興市場想得到更大的影響力,須減少控制本國貨幣匯率。矛頭明顯指向中國。
為了在IMF會議上迫使人民幣升值,蓋特納提出兩個方案。一是在會議前稱,如果亞洲其他國家愿意提升匯率,中國也可能這樣做。這樣的話,這些國家都不會因此獲得競爭優勢。
蓋特納還說,中國在IMF的權利和角色將和中國是否愿意改變人民幣匯率有關。這一說法贏得了IMF總裁卡恩的贊同,但是并沒有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
值得注意的是,8月底以來,包括日元、巴西雷亞爾、韓幣以及人民幣在內,紛紛走上了一條快速被升值的道路,并直接刺激了日本、巴西等國家對外匯市場的直接干預措施,匯率戰暗流洶涌。
中國政府雖然沒有“公開”進行市場干預,但是國內一位資深專家告訴記者,央行也有巨大的調控壓力。“現在是美元貶值和熱錢流入雙重因素疊加,如果央行袖手旁觀,人民幣9月以來的升值幅度可能會更大。”他說。
陳鳳英告訴記者,這輪席卷日、韓以及中國的快速升值,背后的重要原因其實是美元的故意貶值,面對高達10%的失業率和疲軟的經濟,美國近期又打開了“印鈔機”,重啟了量化寬松政策。在刺激經濟的同時,還把失業率的原因扣上其他國家匯率升值的帽子。
不過,她認為,無論是美元的此輪貶值還是其他國家幣種的“被升值”,都不會持續太久,也不大會引發“貨幣戰爭”。
“這輪貶值服務于美國國內的中期選舉,選舉結束后壓力將會得到緩解。”她認為,11月初美國中期選舉結束后,目前各國匯率存在的亂象將會得到緩解,而IMF份額的改革也會通過內部的協商得到解決。
目前美元指數已經回落到77甚至更低,陳鳳英認為,美元指數正常的區間在80-85之間。
“通過我們的測算,美元指數的貶值幅度如果在正常區間基礎上超過30%-40%,就不是美元貶值,而是事關美元是否有資格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不可能無底限的貶值。”李建軍認為,人民幣由此也不可能無序快速升值,中期還是會有管理地漸進式的浮動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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