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

　　9月17日，王亞偉身在無錫，參加第二屆“中國新能源”大會，并且親自為杉杉科技董事長胡海平先生頒獎。但就在這一天晚間，媒體曝出華夏基金總經理范勇宏，副總經理王亞偉雙雙遞出辭職報告，并已被監管部門內部否決的消息。

　　歷史上，王亞偉辭職的傳言不止一次。最離奇的是去年7月，一起“小三”事件和王亞偉關聯起來。

　　今年7月，王亞偉辭去華夏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有關王亞偉辭職的消息再度傳開。

　　加上這次辭職傳言，一些華夏內部的員工已經習慣了。

　　為什么如此多的辭職傳言籠罩在王亞偉的身上？在現在的基金業制度下，王亞偉有太多的辭職理由，他不辭反被人不解。正如李旭利去年12月在深圳評價王亞偉：“不是王亞偉不正常，就是我們不正常。”

　　為什么總是王亞偉

　　這次辭職傳聞拉上了華夏基金的總經理范勇宏。熟悉王亞偉的人都知道，范勇宏對王亞偉有著知遇之恩。

　　1988年3月，華夏證券北京東四營業部的總經理范勇宏，將在該營業部擔任研究員的王亞偉拉入華夏基金，基金業的最佳拍檔誕生。

　　1998年4月28日，華夏基金旗下第一只封閉式基金——基金興華成立。基金代碼是500008，基金單位總份額為20億份。王亞偉最初時是基金興華基金經理助理，之后任基金經理。

　　在該基金的操作上，王亞偉沒有表現出過人的天賦，其表現稍好于同行。在3年多的任期內，總收益率為85.4215%，同類基金為68.1412%。

　　2003年，王亞偉管理的華夏成長業績為倒數第一。到2005年4月11日王亞偉卸任該基金的基金經理時，該基金總收益13.5480%，跑輸同類基金19.5670%的收益水平。

　　但范勇宏對王亞偉依然信任，派去國外進修。2006年王回國后一鳴驚人。截至9月19日，華夏大盤累計收益率高達1138.571%，同類平均收益只有270.3534%。王亞偉在管理華夏策略精選的近兩年時間以106%的回報率超越同類產品40個百分點。

　　在華夏人看來，范勇宏的理想還沒有實現，現在讓他離開是難以割舍的。范勇宏的理想也是華夏基金的企業愿景“成為全球資本市場有重要影響力、受人尊敬的資產管理公司”。這兩點華夏似乎都未達到。

　　此次王亞偉辭職傳聞被認為和華夏基金的股權變動有關。中信證券出讓華夏基金51%股權，距離9月30日大限只有10天時間，并且有說法受讓方已經確定。

　　歷史上，華夏證券、北京證券、中國科技證券、中信證券等都擔任過華夏基金的股東，但據內部人士透露，華夏基金的運營很少受到股東的干涉，“這也是范勇宏的工作重點。”

　　但是即將出讓的這51%股權如果落入一個或多個強勢股東之手，是否去干涉范勇宏的管理，其結果尚難預料。

　　但這個理由有待觀察。事實上，總讓王亞偉蒙上辭職魔咒的最合理解釋是，如果王亞偉做私募，將會獲得更大的財富回報。

　　歷史上，華夏基金有多個基金經理投身私募。戴勇毅、江暉、孫健冬等華夏基金的一批元老都在私募江湖中游走。“我感到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由和愛好能同時兼顧。”華夏基金出來的一位私募如是說。

　　可以想象，這種情緒也會在公募基金經理中蔓延。

　　可以給王亞偉算筆賬，以王亞偉的號召力，若投身私募，兩年內募資50億元沒有懸念。若該基金年收益30%，那么就是15億元，按照私募的業績提成標準，大致可以提取3億元的獎勵。

　　公募基金的制度難題

　　放著數億元不賺，放著自由不去享受。李旭利等人會認為王亞偉有些不正常。事實上，當今的公募已經成為私募的“黃埔軍校”。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成為基金經理，并且把業績做好，在基金業有一定名氣，然后去做私募，要不然沒有名氣很難募集到資本。”深圳一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助理坦言。

　　如今，基金從業人員的心態與三年前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已經投身私募的基金經理或語言、或行動的感召下，許多人加入公募就是為了將來做私募。

　　王亞偉的不正常只有一種解釋就是“理想”。但北京一基金公司人士則稱：“一個難以企及的理想可以支持一時，但不能支持一世。”

　　制度性的變革可能才是根本上解決公募轉私募的行業困擾。

　　本月中旬在天津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范勇宏稱：“造成這些人離開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為賺更多的錢，也有的是為實現自己的投資理念，實現自己的創業理想。當‘公轉私’成為一個行業問題時，我們就一定要認真反思，問題出在哪里。”

　　范自解：“在事關資產管理行業核心的制度安排方面，我們仍然沒有突破舊有的框架，還沒有建立起‘以人為本’的資產管理制度，這成為我國公募基金業可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資產管理行業最重要的是‘人’，恰恰是‘人’這個無形資產，在基金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建立怎樣的制度以體現“人”的價值，范勇宏沒有明說，只稱：“符合國際慣例的基金經理激勵和約束制度。具體來說，這樣的制度是一種能夠實現基金經理、基金持有人與股東共擔收益與風險的科學資產管理制度。”

　　在去年12月深圳舉辦的第八屆中國證券投資基金國際論壇年度峰會上，基金界實際上已經給出了具體的制度安排，他們異口同聲呼吁進行基金業的股權激勵。

　　但問題是“基金從業人員的收入已經高于多數行業，如果再進行股權激勵，那么會加劇群眾的心理不平衡。”周六，在探討行業股權激勵問題上，深圳一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如是說。

　　事實上，對于基金投資者而言，如果基金公司幫自己賺了錢，那么基金經理獲得高額回報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股權激勵。“基金虧了錢，基金經理仍然獲得高額的獎勵，即便是非股權激勵方面的獎金，投資者也認為不該。”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總經理曾這樣對記者說。

　　因此制度的變革不能只顧及基金從業人員，而且要將投資者的利益進行捆綁。

　　今年上半年，全部60家基金公司利潤為負4397.5億元，虧損幅度僅次于2008年上半年，為歷史第二大半年度虧損額。但與此同時，管理費、托管費同比增加。60家基金公司2010年上半年管理費收入合計為149.06億元，高于2009年上半年的125.78億元。

　　這引起了基金持有人在網上的口誅筆伐。

　　中國公募基金的管理費制度是學習臺灣和西方的投信業和共同基金管理費制度。這種制度天然造成了無論盈虧，基金公司都能夠提取管理費。

　　如何將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持有人利益進行捆綁需要打破的是全世界的通行標準，這比股權激勵更具挑戰性。

　　范勇宏就期望建立一種制度：“這樣的制度是一種能夠實現基金經理、基金持有人與股東共擔收益與風險的科學資產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