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燕青 馮迪凡

　　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er Blanchard)這個名字，想必會喚醒不少人對大學時代《宏觀經濟學》教材的記憶。作為最常被引用的經濟學家之一，布蘭查德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部度過了大部分學術時光，在金融危機最為深重的2008年，布蘭查德就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一職。日前，在IMF“亞洲21”會議期間，布蘭查德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全球經濟不會“二次探底”

　　第一財經日報：你如何看待世界經濟“二次探底”風險？

　　布蘭查德：我們的基線(Baseline)判斷是，全球經濟不會“二次探底”。我們對全球經濟在2010年和2011年都有超過4%的增長率(預期)，這顯然不是“二次探底”。

　　不過，這是我們的基線判斷，當然存在下行風險。如果出現如下情景：歐洲財政和銀行問題持續惡化，繼而出現銀行破產等現象，那么歐洲有可能會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發達國家出現“二次探底”，發展中國家會隨之受挫。不過，這看起來更像是小概率事件。

　　日報：你曾作出央行應當將利率保持在更高水平的建議。危機前，世界各國利率過低，致使在危機中，各國政府操作空間有限。雖然在目前情況下很少國家有能力提高其利率，但從中期和長期來看，我們是否會面臨高利率的“新常態”？

　　布蘭查德：我在論文中確實提出了這個建議，但是我不是央行官員，你需要咨詢央行人士看他們是否會考慮我的建議。

　　日報：IMF將中國2010年經濟增速預期由10%上調至10.5%，中國國內預計2010年全年經濟增速將呈現“前高后低”趨勢，全年在9%左右；面對下半年增長趨緩的預期，你覺得中國政府會如何行動？

　　布蘭查德：預期是針對全年的，所以數字比較高。我不確定中國政府是否想要達到10%的增長，我想如果是處于9%~10%之間，就應該不錯。我對中國的預期始終是樂觀的，IMF判斷認為中國的增長具有可持續性。

　　在未來，由于“存貨周期”的緣故，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會慢慢消退。但中國來自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內需很強勁，消費需求在增長。我想，中國政府如果認為增長會放緩，就可能會維持較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支出，如同在2008年和2009年做的一樣。當然，總體增長不會像過去那樣高，但是經濟運行還是不錯的，我們并不憂慮。

　　日報：目前中國國內對于在經濟增速放緩，而資產泡沫存在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的滯脹前景多有憂慮。你對此怎么看？

　　布蘭查德：勿需擔心。9%的增長率肯定不是滯脹，目前中國的通脹還很低，目前的確在一些市場上存在價格攀升問題，但是中國政府目前顯示了掌控力與降低房地產價格的決心，我不覺得中國會出現通脹問題或者大的泡沫，所以我覺得“滯脹”不是形容目前中國經濟的合適用語。

　　人民幣應升值超過3%

　　日報：中國正處于轉型之中，由于一些中長期風險的存在，沒有人可以確保中國安然度過該轉型期，并避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如由于工資成本等問題，中國就有可能在中期喪失其競爭力？你對中國的中長期以及短期經濟增長前景如何判斷？

　　布蘭查德：我想中國應該接受一個事實，如果生產力要更強，就需要升值：這意味著中國要更多地考慮國內需求。做到這一點有很多方法，但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允許人民幣升值。當然，還有一些不那么好的方法，如，允許工資通貨膨脹，不過這對于中國來說也許也是可取的，因為中國現在希望重新進行產業布局的調整，更多考慮國內需求。

　　現在中國亟須處理的問題包括調整結構、增加消費需求、降低企業存款、根據國內需求重新進行產業布局等，人民幣升值就是這其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1%或者3%的升值并不足夠，要比這個升值空間大，升值的幅度和速率則取決于出口的發展以及內需的發展。從中期看，“元”需要實現比現有升值更大的升值空間，大大超過3%。

　　日報：有些人建議，中國匯改參考的一籃子貨幣可以是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你對此怎么看？

　　布蘭查德：首先，從與美元掛鉤到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舉動是件好事，其次，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人民幣需要對美元和歐元同時升值，需要對你能想到的任何貨幣籃子升值，不過如何做，這應當是中國當局的決定，不過我不認為應該參考SDR貨幣籃子，這是兩個徹底不同的問題。

　　宏觀審慎

　　日報：對于美國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你認為是否過于寬松，還是有過分監管嫌疑，給金融業留下了狹小的創新空間？

　　布蘭查德：無論是過于寬松還是過于嚴厲，如果一半人認為過于寬松，一半人認為過于嚴厲，就說明尺度可能正好恰當。

　　我想我們剛剛邁出了第一步，情況非常復雜，當然存在產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風險。我想“試水”某些政策，然后修正，可能是唯一能走的路。目前我們還無法得知所有的后果，但這確實是比較合理的第一步。

　　日報：在宏觀審慎政策方面，英國央行下設立了專門機構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美國設置了獨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這樣的監管架構能否解決問題？在此方面你對中國有什么建議，我們是否也需要類似架構，來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布蘭查德：很明顯，我們需要后撤幾步；同樣明顯的是，宏觀政策遠不止于調利率——對于這個觀點，中國同行不會感到有什么驚訝，可是在發達國家，宏觀政策以往就僅僅變成了調利率。

　　我們從中認識到的一點是，宏觀政策應當綜合使用所有工具：利率、審慎監管、約束信貸增長、約束貸款/價值比率(Loan to value ratio)等。因此，概念性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擁有所有工具的權力當局，但經濟的答案則是將上述工具賦予央行。

　　日報：這會影響到央行的獨立性。

　　布蘭查德：這里就加入了政治的含義，如果央行擁有太多工具，那么央行也會擁有很大權力，因此政府也就不太愿意賦予其獨立的地位。因此好的解決方式可能是某種妥協，或者是類似目前美國的情況，或者與英國的方式接近，即協調使用常用的宏觀政策工具(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等)和微觀審慎監管工具，重要的是要找到能夠協調的架構。兩個徹底分開的行政當局，顯然是一個壞的決定，如果在微觀審慎監管中能夠體現央行的參與，就會好一些。目前，所有的國家都在探索之中，重要的是找到在微觀審慎和宏觀政策兩套工具間能夠實現協調的架構。

　　日報：在危機中，我們討論到反周期監管和所謂“大而不能倒”的問題，解決了“大機構”，是否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一些人士認為，小機構一樣可能造成災難。美聯儲“抓大放小”能否解決問題？

　　布蘭查德：不能。我認為金融系統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是“大而不能到”，在解決大機構/銀行問題上，使用良好的清算和清算方式，可以降低政府救助的概率。不過即便解決了上述問題，金融系統中依舊存在很多問題，例如過度偏好風險，評級機構的不當所為等等，上述政策只是需要實施的政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