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劍麗

　　9月9日，在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首屆“牛津中國財經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央行目標和任務不一定越簡單越好，在不同階段央行關注的重點需要不斷轉變，應以多目標代替單一目標。他還認為，實體經濟恢復需要有一個好的金融激勵制度，中國較高的利差是有合理性。而中國銀行業利差并不是最大，縮窄利差可能會影響銀行放貸的積極性。

　　周小川表示，過去央行一直把保持低通脹率作為主要任務。“我們總以為，央行的目標和任務越簡單，越能與公眾溝通，從而引導公眾的預期也會更有效。但現在看來，實際市場并非我們預想的那樣簡單，在不同階段央行關注的重點需要不斷轉變，要以多目標代替單一目標”。

　　而金融危機過后，令央行的關注點有所轉變，“現在我們會更加關注金融體系的穩定。危機給予我們教訓是，即使回到平穩的宏觀環境，也需要保持警覺。”周說。

　　危機也對傳統的金融體系監管觀念提出了挑戰。周小川說，整體金融體系的狀況不是單個金融體系簡單相加能夠代表的，需要對系統層次的風險特別防范。

　　周小川指出，金融危機導致央行對金融體系健康性的看法發生了轉變。過去對金融穩定的開發時，單個的機構健康了，總體也就健康了。實際上，單個個體的健康之和并不等于總體的健康。

　　周形象地以治病四階段來劃分金融穩定。他認為，金融機構處于完全健康狀態和最差的“關閉破產”狀態者并不多，更多的機構都位于中間狀態——處于一邊干活一邊吃藥的“亞健康”狀態，即“在線修復”階段；而另一種病得較重，需要回家住院、養病，也即正常的信貸業務不能繼續，需要回去修理負債表，不能再為實體經濟服務，即“離線修復”。

　　考慮到離線修復對實體經濟的破壞。央行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更多會關注在線修復階段研究，要求一些特別是大的金融機構不能“下崗”。

　　他指出，首先關注金融機構自我修復能力的培養。當然，如果它財力有限，自己買不起“藥”，那就得幫他治病。這當然涉及到成本回收的問題。

　　而對于歐美國家實業體系抱怨金融體系對于經濟恢復出力不夠，周小川提出，需要研究央行是否要給整個金融體系提供激勵體系，比如對于銀行放貸的積極性和自我恢復能力，央行是否要進行調節。

　　至于采取何種工具進行激勵，周舉例稱，可以對銀行貸款利率設定下限，但大企業發行企業債的利率沒下限，由此可以鼓勵發展直接融資，調節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

　　不過，也有人指責國內為銀行機構設置了太大的利差空間，可能過度激勵銀行資產負債表膨脹的風險。。

　　周小川坦言，利差較大問題，背后有原因。“自2003年開始我們對金融機構進行‘在線修復’以來，過去的不良資產把資本系統全部吃掉，直到現在仍然不夠，現在利差大一點，也是為了使得各個金融機構自我恢復能力能夠提高”。

　　他提請重視改革的國情背景，“中國不能老跟發達國家比，畢竟營運和法律環境都有差距。即便和新興市場國家比，一些國家的利差比我們還大。”

　　危機來臨后，各國都在降低利率，中國也降低了利率。不過，周小川提出，利率太低商業銀行的儲蓄成本很小，會導致銀行沒有發放貸款的壓力，“零利率可能導致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服務減弱”。

　　周小川表示，下一步央行只出政策利率，其他讓市場辦，不過還是會對利差有一定的管理，從而促進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