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融為自己尋找國企出路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句號，但中國國企改革仍然只是一個逗號

　　□ 本刊特約記者 程明霞 | 文

　　打造一支立足于全球市場的強大的“中國企業國家隊”——這究竟是一種致命的自負，還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這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終極目標嗎？這是國資委成立的使命和職責嗎？

　　剛剛卸下首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國資委)主任一職的李榮融，將有更多的時間來思考這些問題。

　　從2003年3月國資委籌備伊始至今，李榮融在很多從事國資報道的記者面前呈現的是一個真實、豐富、完整的人，但如果只用一個詞來形容，則是“堅定”。堅定不是李榮融性格的全部，卻決定了他的工作成就和國資委的功過。過去七年，作為國資委主任——中國國企改革的“總工程師”，他在信仰、立場、目標和行為方式上的無比堅定，讓中國國企改革經歷20多年曲折征程，最終到達目前的狀態和方向。

　　國資委成立之初，即有未來職責是“管”還是“賣”的爭論。但李榮融內心對此從未游移——他是“國企可以管好”的堅定的信仰者。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前(1944年)出生的一輩人，李榮融心里裝著一個大國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所謂“企業強則國強”，是他認為實現這一夢想的信仰和路徑。他認為中國能否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最直接的指標就是：在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有多少來自中國。

　　正是懷著這一想法，七年來，李榮融以“教父”般的姿態，力圖通過各種制度建設和獎懲約束，將國資委之下近200家中央企業，最終打造成一支由80家到100家企業組成的精銳而強大的“國家隊”，與那些“巨無霸”的跨國公司對抗。

　　至卸任之時，李榮融的這個目標遠未實現——僅從央企數量上來說，還在100家以上，但他至少已給繼任者打下了相當不錯的基礎：國資委成立七年多來，隨著央企數目減少，央企資產總額從3萬多億元增加到20多萬億元；而且在中國經濟各個產業鏈條中，國有企業牢牢把控著那些最重要的上游領域。

　　慈父鐵腕

　　出生于江蘇的李榮融，身材不高，吳儂軟語，舉止文雅而溫和。僅從外表來看，他更像慈父，而非鐵腕人物。

　　李榮融確實有慈父一面。他曾親自敦促國資委食堂改善飯菜的營養結構，因為他發現國資委官員們的體檢報告顯示很多人的健康狀況不理想，“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啊，所以你們要吃好，休息好，咱們才能把工作做好”。在一次年終央企負責人會議上，他還關切地提醒在座幾百位央企大佬們，“你們做企業，更辛苦，生活沒有規律，更要注意身體，少飲酒”。

　　有一年年末，李榮融還通過國資委新聞處特別表達了對記者的新年問候。幾位長期報道國資委新聞的記者，有幸每人獲贈了一張CD，里面既有《敖包相會》等經典民族歌曲，也有鄧麗君的甜膩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國資委一位官員說，這些曲目都是李榮融親自挑選的。

　　但在柔情細膩的一面之外，李榮融同時又是非常強硬、堅決甚至固執的。成立七年多來，國資委飽受公共輿論的指責，同時承受著企業層面的不理解、不合作，面對這些，李榮融都表現出了驚人的承受力和鋼鐵般的意志力。

　　早在2003年7月，國資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央企負責人大會上，李榮融就宣布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和工作計劃，比如：讓央企收縮鏈條，將公司層次減少到三層之內，因為那些鞭長莫及的孫企業，往往是國資流失的通道；讓央企集中主業，退出那些沒有競爭力的領域，每家央企只專注于兩三個領域；面向全球為央企公開招聘高管；與央企老總簽訂業績考核合同，并每年向全社會公布考核結果；在全部央企建立起完整規范的董事會。

　　李榮融的這些工作計劃和安排，在當時無一不遭到巨大的批評和懷疑：科學嗎？可行嗎？有用嗎？伸手太長！對企業管得太多太細！

　　這些批評和質疑都不無道理，在這些工作計劃的具體執行中，莫不花費了國資委巨大的精力、腦力甚至財力。據說，全球招聘高管，以及設計對央企負責人的考核方案，都花費頗巨。僅在各大媒體買下整版版面刊登央企高管的招聘啟事，支出就達百萬元。

　　但是，無論外界有多少質疑，無論企業有多大抗拒，李榮融都毫無疑慮、毫不退縮地一一兌現了他在國資委成立之初的想法和安排。雖然大多數工作的進度和效果，最后也打了折扣。

　　比如，李榮融要求央企集中主業在三四個領域，從其他不相關領域完全退出。但事實上，因為近幾年來地產業火爆，大多數央企不但沒有從無關主業的房地產領域退出，反而越做越大。對此，李榮融后來似乎也有心無力。他只能多次在央企負責人會上強調，不要涉足高風險、高投機的房市和股市。

　　董事會遺憾

　　李榮融計劃中最為關鍵、也最為他看重的一項工作，更是困難重重，大大落后于他最初的計劃，這就是在央企建立規范、完整的董事會制度。

　　李榮融原來承諾，2010年將在全部央企建立起規范而完整的董事會架構。2010年現已過半，他也已卸任，建立起董事會的央企不過30多家，大部分央企仍按照“一言堂”的經理制在運行。

　　央企數目眾多，國資委管是管不過來的，所以一個規范、有效的董事會制度，以及能代表國資委意志的外部董事，原本可較好地解決國資委與央企之間的關系——國資委不必親力親為、緊盯著每家企業，企業可以避免“一把手”控制，實現集體決策的制衡和監督制度。

　　據說，李榮融私下也有抱怨，好的CEO難找，好的董事長、外部董事更難找，“有很多董事，一點也不懂事，他來找我幫企業說話，幫企業通融，他不明白我讓他去企業，是去監督管理層的，他應該站在我國資委這邊，而不是企業那邊。”

　　如果說讓央企集中主業等等工作的成敗，還算無足輕重的話，那么董事會制度在央企中推行的挫敗，則事關重大。在國有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存在的最大痼疾，莫過于內部人控制造成的觸目驚心的國有資產流失、浪費和貪污腐敗。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以董事會制度為核心，原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療這個痼疾，讓國企內部人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和監督。

　　其他國家的經驗也已證明，通常國有企業的改革都會經歷三個階段，即商業化、公司化、私有化。商業化，是指剝離國企的政策性色彩，賦予其追求商業效益的角色；公司化，是指建立起以董事會為特征的企業內部監督制度；私有化是指最終國有產權的變更。

　　中國之前20多年的國企改革，基本上已實現了第一階段，商業化變革，大部分國有企業都進入市場參與競爭。李榮融一再強調的目標——到2010年，要在全部央企都建立起規范董事會，曾讓人以為在他任期內能夠實現中國國企改革的第二階段，即公司化變革。

　　如今看來，這個計劃已成泡影。央企董事會建設的挫折和停滯，意味著中國國企改革深陷第二階段難以前進。

　　這大概是李榮融卸任時最大的遺憾之一。他曾說過，董事會成功與否，其實關系著國資委這個機構的生死存亡。因為，如果私有化不是中國國有企業的終極目標，國有資產在中國將長期、大量存在的話，那么董事會制度能否建立起來并運作好，幾乎就是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如今，李榮融將這個核心問題留給了繼任者。

　　堅定的實干家

　　作為本屆政府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部級高官，李榮融是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實干家。他深諳官場潛規則，秉承“多做事，少說話”的原則處事。但他身上沒有官場彌漫的虛浮與驕橫之氣，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和責任感，他也仍然保持著誠實、真誠的一面：坦率，從不回避問題，敢于擔當。

　　這種既適應官場規則，又保持真性情的特質，從他面對媒體的態度可見一斑。當體制外的媒體問他尖銳、復雜甚至指責性的問題，他不急不怒，反而會非常認真、坦誠、苦口婆心地向記者解釋他的想法和態度。當體制內媒體記者問他國資委明年的工作重點有哪些時，他會換成一副念文件的口吻說，國資委明年將圍繞和貫徹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以下幾件事……在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當主持人將提問機會都給他熟悉的記者時，李榮融指著前排的一位記者說，讓她問個問題吧，她都舉手舉了很久了。

　　李榮融敏于行，但并不訥于言。他勤于思考，對幾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問題，都有過思考和答案；對所有國資委和央企遭遇的指責，都有自己鮮明的立場和態度，比如壟斷問題、比如國進民退、比如央企走出去等；同時，他對中國經濟更宏觀層面的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獨特的解釋與結論，比如對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對股市飆升、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和教訓等。每年的央企工作會上，李榮融的脫稿發言常常語驚四座，既不人云亦云，也不照搬中央政府口徑。也每每在會后，國資委負責新聞宣傳的官員一一密囑記者不要發表。

　　作為如此龐大的資產的掌管者、如此復雜艱巨的改革工程的執行者，李榮融的作為可以稱得上很出色。溫家寶曾將國資委的職責描述為充滿了探索性和挑戰性，李榮融則說，“探索性和挑戰性，其實意味著風險性。”

　　李榮融的偶像是普京。他曾在一次央企負責人會議上，細致地講述和分析了俄羅斯私有化失敗后的局面，以及普京的風格和特點。李榮融因此堅信，中國不能走俄羅斯的那條道路，“因為你不能指望中國也有一個普京那樣的強人來收拾局面。”

　　李榮融的榜樣則是朱镕基。在卸任發布會上，他動情地回憶起近20年前的情形，“我是1992年6月1日到北京工作，進的第一個國家機關是國務院生產辦公室，當時朱镕基副總理兼生產辦公室主任，他赤膽忠心，浩然正氣，堅定的勇氣和嚴謹的工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是我學習的榜樣。”

　　朱镕基對李榮融的影響，可能不止于行事風格，也在于對國企問題本質上的理解。朱镕基始終認為，國有企業是可以做好的，國有體制本身不是問題，私有制并不是國企問題的根本解藥。李榮融也非常堅定地抱持這樣的觀念：“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關系”，“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

　　正因如此，在國資委和央企飽受批評的時候，李榮融其實很愿意跟公眾解釋和溝通，他非常希望達成與外界的彼此理解：為了證明國資委和央企的薪酬制度并不離譜，他甚至公開自己的收入，“我一個部長，每月也就不到1萬塊錢，底下的處長都是3000多塊。”結果，這卻招致網友潮水般的謾罵。甚至在央企海外并購屢屢受挫的時候，他說，他很想親自去美國國會，跟議員們解釋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怎么回事。

　　這些都是李榮融坦誠、無所顧忌，甚至看起來有些天真的一面。他以為外界對國有企業的指責，只是因為不了解或者誤解造成的。他并不明白，雙方完全在兩個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中對話：一方認為國有企業是可以做好的，國有體制本身不是問題；另一方認為，在一個錯誤的體制下，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勞，甚至浪費。

　　外界可能不知道的是，李榮融同時也承受著從上而來的巨大壓力，他曾經郁悶地透露，“社會上說我改革的力度不夠，步子太慢，但是人大的一些老常委們，批評我管得不夠嚴，讓國有資產流失很嚴重。”

　　李榮融就是在這樣的多重壓力中走過這七年的。他有能力、有魄力，而且賣力地去做每一件他認為對的事。他承受了壓力、阻力，他或者有遺憾，但應該沒有愧疚和后悔。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里說，她在政治生涯中經常遇到一些人，因為自己的信仰發生了動搖而痛苦不堪，而她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從未有過這種痛苦。

　　李榮融顯然也從未遭遇過信仰危機的痛苦。在8月24日的卸任發布會上，他對自己一生的工作、七年國資委主任的經歷，并沒有從功過得失去評價，而是以一個“忠”來總結：“(我)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自己。為黨，為國家，為自己，無怨無悔。”

　　這句話也是他信仰、立場之“堅定”的最后一個注腳。

　　李榮融為自己尋找國企出路的職業生涯畫上了句號。但是，中國國企改革走到這一步，仍然只是一個逗號。中國的國有企業與權力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在中國經濟鏈條上各個環節的滲透和侵蝕，仍然是決定中國經濟體的發展和轉型的一股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