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23.2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高出5.4萬億元

　　見習記者 胡雅君 北京報道

　　“我現在滿腦子里都還是之前做課題時候的數據”，對于采訪中一兩次的出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有些歉意的解釋。

　　他所說的課題是指剛剛完成的 “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中的住戶可支配收入計算高出5.4萬億元。

　　他認為，被官方統計遺漏掉的這5.4萬億元灰色收入嚴重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現狀。

　　他很擔憂社會上和一些政府官員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為簡單的漲工資，“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來提高工資，主要還是只能惠及‘體制內’，可能會拉大而不是減小收入差距。”

　　“目前的改革既需要有政治決心，也需要有一個綜合性的權威改革機構來推進”，他認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改革難獲實質推動。

　　官方數據存在巨大遺漏

　　《21世紀》：據你推算，2008年全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3.2萬億元，這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住戶可支配收入計算高出5.4萬億元。這是什么原因？你所說的灰色收入是怎樣產生的？

　　王小魯：統計局采用的是規范的統計學隨機抽樣調查方法，這個方法是好的，但是實際操作中會面臨被調查者拒絕調查或是提供不真實的信息這兩種情況。特別是對高收入階層而言，很難獲得真實的收入數據。

　　當然，這不單純是個統計遺漏問題。之所以稱為灰色收入，就是因為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不透明、不公開、來源不清楚。有大量的灰色收入，說明現行政府管理體制存在許多弊端和漏洞，導致圍繞權力產生了大量腐敗現象和尋租行為。在公共資金、資源和土地的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大量問題，導致公共資源的漏失和不合理配置。在自然資源收益和壟斷性收入的分配制度上也存在很多問題，導致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之間以及壟斷性行業內部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差距懸殊。

　　補上體制漏洞才能消除灰色收入

　　《21世紀》：根據你的研究，按居民家庭10%分組，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差65倍，你認為目前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魯：改革三十年中，城鄉、地區、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總的看來是在擴大，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來自目前的發展階段和經濟體制改革。

　　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之后，為了保證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接受的范圍內，上個世紀在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務這些方面進行了很多制度變革，建立起了累進所得稅、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制度。

　　但這些制度我們還沒有全面建立起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處在建立健全過程中。調查發現，社會保障更多覆蓋的是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者，低收入者的覆蓋程度仍然較低，而且實際享受到的保障程度也更低。城鄉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服務差異很大，存在機會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與制度有關，跟腐敗和灰色收入有關，導致少數人通過非正常途徑暴富，侵占社會資源。而之所以產生如此大量的腐敗和灰色收入，是因為現在的政府管理體制、財政體制、稅收體制、收入分配體制存在弊端和漏洞，存在不健全之處。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補上這個體制窟窿，才能解決因為制度不健全帶來的分配不公的問題。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簡單的漲工資

　　《21世紀》：你認為如何才能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進程，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王小魯：要真正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防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完善集體協商的工資調整機制，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另一方面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我現在很擔心的一個問題是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為簡單的漲工資。

　　《21世紀》：有學者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民眾疑慮的是實惠能落到哪些人身上。數據顯示2003-2007年五年之內體制內的人的收入已經翻了一番了，但是體制外的收入沒有改變。

　　王小魯：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來提高工資，那最后落實到誰身上？最容易改變的就是公務員漲工資、國企單位漲工資。如果凡是真正靠市場調節的部分動不了，去動那些靠行政權力能改變的那些人的工資，結果是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縮小收入差距。另外，如果真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漲工資，取代市場調節，很可能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影響就業。這些是我特別擔心的地方。

　　改革需要升級版體改委

　　《21世紀》：對改革現行的財政體制，你有哪些建議？

　　王小魯：首先要清楚界定各級政府的職能，同時清楚界定其財政來源。對于地方政府履行正常公共服務職能所需要的錢，應該納入地方政府的常規財政預算，這就需要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財政資源在各級政府之間可能要有相當規模的重新分配。但相應地，各級政府的財權應該受到嚴格的制度約束和社會監督，保證錢花到該花的地方。

　　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實行陽光財政，但現在這些做得很不盡如人意。

　　我們需要建立制度，要求各級政府把財政預算內和預算外的賬目都如實地、詳細地向社會公開，否則就起不到監督的作用。

　　《21世紀》：除了財稅制度改革，你還提到了要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你覺得現在的政府管理體制問題在哪些方面？

　　王小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幾個方面，一個是公共資金、資源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第二是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職能，實現政府職能轉換。前幾年的行政許可法是個好的開端，但沒有繼續下去，也沒有全面落實；第三是整個政府管理透明度不夠。

　　這些需要建立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權威機構通盤考量，才可以推動改革。

　　《21世紀》：此前有過體改委這樣的部門，你的意思是現在需要體改委的回歸？

　　王小魯：體改委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期間起了很大作用，是因為體改委不像當時的財政部和國家計委這些負有一方面職責的職能部門，它能夠超脫部門利益和部門視野，以比較客觀中立的態度考慮整個改革。

　　后來體改委撤銷了，最終合并到發改委，保留一個局是管改革的，中國改革這么大的事，一個局能管得了嗎？

　　況且發改委本身也是一個權力部門、職能部門，一方面他要下場踢球，另一方面要當裁判。這就存在角色沖突。

　　我們需要的不是體改委的簡單回歸，而是一個升級版的機構，這個綜合部門不僅要承擔經濟體制改革，還承擔政治體制改革的職能，至少要能夠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但真要下決心推進改革，這個機構也不能關起門來制定改革方案，而需要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傾聽社會呼聲，逐步形成共識。還要防止改革方案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