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靈

　　7月15日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經濟數據。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11.1%，其中第一季度增長11.9%，第二季度增長10.3%。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6%，6月份同比上漲2.9%。經濟增長與物價走勢正向宏觀調控的方向發展，大體符合市場預期。但對下半年的經濟形勢，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分歧，我想對下半年的經濟走勢和政策把握談幾點看法。

　　我總體的看法是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還會減緩，但我們還應保持政策的穩定，把注意力聚焦在改革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

　　中國經濟經歷了2002年至2007年的經濟增長周期，由于經濟結構和環境的壓力需要調整，速度應該適度放緩。但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引發了世界經濟危機，為了保持市場的信心，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是必要的，達到了效果，但也帶來了問題：一是地方財政負債加重；二是經濟結構惡化；三是通貨膨脹預期上升。

　　2010年，政府看到了問題，把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放在重要位置，采取措施，讓經濟從應對危機狀態回歸正常調控，突出經濟結構調整，管理通脹預期，是正確的。在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時候，經濟增速回調是必然的，8%不應該成為我們的心理底線，不宜輕易變動政策取向，否則今后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并不認為今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會低于8%，但不排除明年一、二季度會到8%左右。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解決中國經濟問題，要在目標明確的前提下，加大改革力度，要有足夠的定力與耐力。

　　目前有經濟學家概括地提出政府應該提高三個“容忍度”：一是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二是對節能降耗指標未達標的容忍度；三是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容忍度。我同意這個提法，對這三個問題采取措施解決是對的，但操之過急不行。

　　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要提高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把注意力從做大蛋糕轉移到分好蛋糕上，用分好蛋糕創造出做大蛋糕的活力。提高政府容忍度，就是要面對現實，用改革的方法解決形成現在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扭曲的體制、機制原因。防止因追求短期效果采取行政措施，形成政策疊加效應，導致經濟增長硬著陸。防止因經濟增長急速放緩再一次采取刺激政策，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的問題。因而我同意維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同時增強靈活性、針對性和預見性。

　　在政策執行中，我認為應該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在金融政策上，應該控制貨幣，放活金融。

　　今年上半年，M2增長18.5%，已經接近17%的控制目標。我認為在信貸方面，維持現在的力度是可以的。但是對于非銀行信貸，即不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金融業務一定要放一條活路，否則就會把經濟憋死。非銀行的金融活動只改變貨幣存在形態，不改變貨幣總量。當股市處于牛市時，許多定期存款變成活期存款，M1增幅會高于M2的增幅，而今年在股市沒有大漲反而有所下跌的情況下，M1的增速高于M2的增速，是緣于銀行資產負債表之外的融通資金活動，這并不是壞事，正是這些活動給了經濟以活力。現在廣義貨幣供應M2已向控制目標靠攏，這時不能再控制銀行表外和社會的金融活動，否則就把經濟管死了。

　　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區別性監管政策要落到實處。我們現在出臺了很多文件，鼓勵金融機構給小企業、微小企業放款，但因為監管的標準還沒有真正落實，下面有些銀行反映，如果采取靈活原則給小企業放款，一旦監管部門檢查就過不了關，如果沒有與之配套的監管標準，銀行不敢放款。

　　再有，對小貸公司，既要嚴格管理，也要真正支持。6月份馬云在向溫總理匯報時談到一件事情。在阿里巴巴網上交易的企業有5000萬戶，其中中國企業有3700萬中小企業和個體戶。這些企業在他的網上買賣商品，信譽非常好，他把這些交易信息與銀行聯網，向銀行推薦貸款。但這樣的企業推薦過去后，貸款的獲得率只有5.25%。因為大銀行放貸，最低量級常常是百萬元級，而小企業絕大多數需要的貸款是50萬元以下的。所以他們成立了一個小貸公司，專門發放小企業的貸款，最高限額是50萬元。現在平均的貸款額度是20多萬元，解決了很多人的生計問題。但對小貸公司，外源融資存在困難，連法規允許的杠桿率都達不到。扶持小企業，就要真正地在行動上做。其實中企業融資一點都不困難，中企業是銀行的黃金客戶，大企業是資本市場的主要客戶，小企業和微小企業才是真正的困難戶，但是對為他們服務的機構扶持不夠。

　　另外，希望能夠加大對投資基金的扶持力度，促進民間海外收購資源。中國的國企收購資源，屢屢受到制約，只有讓我們的民間資金能夠出海，才能夠在海外得到資源。

　　第二，用改革的辦法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債務正在分類清理，這是好的，為了更好地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我提兩點建議：

　　一是在分清債務性質的同時，要改變中央、地方拼盤式的投資方式。明確投資的責任，是中央的由中央全額投，是地方的由地方全額投。現在“釣魚式”的投資方式是引起地方政府過度負債的重要原因。一個項目，中央給一部分資金，剩下的讓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為了獲得中央的資金，沒有能力配套也要爭取項目，誰也不說沒有能力就不要這個項目。項目要下來，然后再千方百計地湊錢，這就是地方政府負債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商業性投資，即使公益項目投資也要量力而行。如果政府需要投的話，也應該分清是中央的責任還是地方的責任，這樣才能制約投資規模，減少相互“釣魚”。

　　二是必須給地方政府以穩定的稅收來源。現在看到的債務風險是明處的，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大于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因為他們的還款來源都是土地財政，而許多地方的土地已經賣得差不多了。要加快出臺房產稅（物業稅），讓地方政府從一次性賣土地得錢變成改善基礎設施，讓土地增值、房產增值，長遠收稅。各個國家的地方政府都是土地財政，但是他們的土地財政來源于物業稅，而不是主要來源于一次性賣地。至于從賣地到房產稅（物業稅）過渡過程中的債務缺口，可以想辦法妥善解決。

　　第三，房地產調控決不能動搖，但是要進行制度方面的改革。限制銀行按揭貸款是正確的，因為按揭貸款多了，就在創造貨幣需求，這樣的話會推高房價，但還要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要設計好。到底給什么人蓋房？蓋什么樣的房？對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提供他的住房，解決了大多數人的住有所居問題，社會才不會出大問題。二是應該停止預售房制度。2003年人民銀行出臺的121號文件，遭到了房地產商的反對，關鍵是因為人民銀行提出房屋封頂時才能出售和二套房問題。我們現在應該賣現房，不應該再賣期房。賣期房對于老百姓的消費權益保護不好。過去不敢停預售房制度，一旦停了預售房制度，就要加大開發商自有資金的量，很多開發商資金鏈就要斷掉，政府不敢下這個決心。但在這一輪調控中，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堵截房地產商所有的融資渠道，從貸款渠道、股市渠道到債券渠道和信托渠道都在堵，我認為堵不是一個辦法。要加大它的資金要求，放開它的融資渠道。信貸渠道必須把嚴，但債券、股票、信托這三個渠道應該對房地產商開放，前提條件是賣現房，不賣期房。這既有利于控制房價過快上升，也能促進房地產商優勝劣汰。

　　第四，要用市場機制解決節能降耗問題，減少行政考核引發的數字造假風險。

　　最近政府規定了較為嚴厲的節能降耗責任制，在這樣嚴厲的行政措施下可能會造成很多造假行為。因為中國高能耗、高污染的問題不是一年、半年就可以糾正的。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國各個地方政府都完成了節能降耗指標，不可能是真實的。所以，我同意要加大容忍度，不是說希望污染，而是實事求是地做到哪兒算哪兒。希望在考核這個問題上實事求是，完不成就如實反映，“十二五”再好好干。

　　政府現在已經在資源稅、資源價格改革方面加快了步伐，這非常好。但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的時候，要加大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我國價格扭曲的時間太長了，只要用價格手段，必然會引起價格的上漲。因而3%的目標可以放寬到5%，只要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不長期處于負利率狀態，中國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價格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信號，是市場博弈的結果，不是人管出來的，要從需求、供給等各方面的政策著手，加以引導，人為地控制、打壓價格不是辦法。中國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現在總是認為中國經濟比世界其他國家表現都好，但是我們并沒有算過這30年來經濟增長的代價，這是沒有公開評估過的。說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國企這么好的利潤狀況，其實是幾千萬職工的下崗和幾萬億不良資產剝離變成財政的隱性負債換來的。如果把所有的成本和創造的利潤進行一下對沖的話，未必效果這樣驕人。所以，對我國經濟管理方式和發展方式的不足要有充分的認識。

　　第五，如果要以消費來拉動經濟的增長，就要分好蛋糕，重點在于機制上的變化。

　　現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企業的份額是在上升的，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上升了將近8個百分點。最主要的是國企利潤上升得較多，因而，我認為應該在國企改革方面做一些文章：一是重點解決國企利潤分配和加大上繳比例問題，讓全民享受改革的成果。二是要科學地界定國企的邊界，給民間資本以投資的空間。

　　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份額略有上升，但是上升不大。我認為不管政府的份額高低，在政府的支出上應該加大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要降低行政成本，加大透明度。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是下降的，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工資要有一個正常的增長機制，現在勞動力的低成本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二是要保護私有產權，給人民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機會，要鼓勵實業投資而不只是去炒股。我們要關注很多富人的移民潮，還要關注全民考公務員。公務員成了所有年輕人的理想，和上世紀80年代大家離開公務員隊伍去創業、當企業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人民不愿意去創業，不愿意去當企業家，不通過投資來獲取更多收益，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不可能培育起來的。

　　最后是在居民收入總體上升的同時，應該解決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問題。在保持職工基本收入水平不下降的情況下，在增量改革中來減少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城鎮居民各個群體之間收入差別的問題。

　　（作者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本文根據作者在一次內部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