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遷往中國內地的代工企業，或許還有一些更隱蔽的利潤來源，沒有見諸人們的分析之中。這個來源，要到企業和地方政府達成的合約中去尋找

　　全球最大消費電子產品代工廠商富士康科技集團在深圳的工廠搬家，吸引了眾多人的注意。其中，經濟學家對富士康的分析尤為有趣。

　　在富士康搬家之前，有些經濟學家們曾經斷言，工人要求漲薪，會斷送了富士康在大陸的投資，因為作為代工企業的富士康利潤微薄慘淡，工資成本一點點地上浮，都會要了富士康的命。也有經濟學家分析，富士康極有可能因為大陸用工成本的上漲而遷回臺灣，或者遷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更久之前的2008年4月，《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的一個月，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斷言，《新勞動合同法》這一會使“所有人都受損”的體制，將會導致“工業轉移到其他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

　　富士康并沒有把在深圳龍華的工廠搬到越南，而是要搬到河北廊坊等地。一年之前，張五常所預言的中國“工業轉移到越南去”的現象也沒有大面積的發生。而在今年6月份，富士康宣布了今年最低的薪資上浮幅度為30%，有些作業員和線組長調薪幅度甚至超過了66%。

　　富士康的行為，很顯然，偏離了經濟學家們的常規分析和常規預期。

　　土地租值的秘密

　　富士康是一個企業。企業對邊際行為所做的收益成本分析，肯定要大大優于外在的分析者。外在的分析者如經濟學家們，一定是遺漏了一些什么重要的成本，或者收益。

　　或許一個解釋是，富士康還能承受得起目前的人力成本上漲。據富士康國際 (02038.HK)財報顯示，2009年末，該公司平均每個員工的成本為2.78萬元，而2008年末，平均每個員工成本為4.22萬元，2009年比2008年低52%，整體上漲30%不算什么，66%的上漲僅屬個別，不能算作普漲，因此，大不了富士康回歸到2008年的用工成本水平。

　　但富士康財報還顯示，2009年，富士康凈利潤3900萬美元，下滑68%，毛利率和凈利率分別為5.9%和0.55%。而且，如果搬遷到內地如廊坊等地，其運輸成本還有可能加大，而不是降低。這樣的盈利狀況，很使人擔心富士康遷廠內地之后，還能有什么盈利的空間。

　　很顯然，選擇中國內地的代加工企業，或許還有一些更隱蔽的利潤來源，沒有見諸人們的分析之中。

　　這個利潤，要到企業和地方政府達成的合約中去尋找。

　　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中曾指出，中國模式或中國30年持續增長的秘密，蘊含在中國的縣域競爭中。正是中國2000多個縣的橫向競爭，使得地方政府如同一個公司行為人，將最大的資產——土地產權出租獲取租值，使中國經濟釋放了巨大活力。

　　在地方政府與企業類似于地主和佃農的合約結構中，政府出讓土地的“租值”，指的是具體的土地出讓金，增值稅地方分成(17%的1/4)，以及“投資者帶來的聲望，要顧及行業是否與縣里的其他行業合得來”等租值組合。有時候，地方政府甚至會以“負地價”來獲取相對于其他地方政府的競爭優勢。“當一個投資者到一個縣考慮投資產出，縣政府不僅可以免費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或把若干年從投資者交出的增值稅中的縣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給投資者。”

　　在這次富士康選址的過程中，河南鄭州、河北廊坊、山東煙臺等地方政府，勢必利用土地優惠、稅收優惠、免費代招工、水電補貼等競爭手段各顯其能。盡管富士康態度曖昧，河南省發改委批給富士康鄭州廠址的2000畝土地已然靜置在那里。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的確如張五常所說，“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之后，經濟不可能不增長。而土地成本和收益，在一個代加工企業那里，可能占據了巨大的份額。

　　到現在為止，富士康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包括深圳在內的十多個科技工業園，其中，僅在深圳的工業用地就達3450畝，其余各地也少則幾百畝，多則幾千畝，其工業用地總數可達數萬畝。這是一筆目前尚在沉寂中的巨額資產，也是一筆升值空間巨大的價值寶藏。中國的工業用地價格極低而商業用地價格極高，就全國而言，一般來說，工業用地價格是商業用地價格的20%左右，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還低于這一比值。而富士康已經成為中國拿地最多的代工企業。

　　除了這些現在還不能變現的工業用地，富士康可能還有一些別的利潤來源。比如，據《經濟觀察報》近日報道，以“鴻海中國(大陸)總部”名義在2005年拿到的陸家嘴金融區B4-2-1地塊(占地面積為1萬平方米，地上部分建筑面積為5萬平方米)，將要建造“富士康大廈”。據該報記者調查，其當時的土地費用兩筆，合計為4.05億元。據此測算，樓面地價當為8100元人民幣/平方米，這個價格是當時樓面地價的一半左右。時至今日，盡管該地產項目5年來還沒有正式開工(地方政府也沒有收回)，但樓面地價已躥升至4萬人民幣/平方米。僅此坐等土地升值一項，這個“總部項目”便可為“鴻海大陸總部”賺得十幾個億的利潤。

　　而注冊資本30億港元、位于深圳的香港軒盛投資有限公司，被諸多媒體指為富士康運作地產的業務平臺。香港軒盛投資有限公司，意在整合“深圳、上海、武漢、成都、廊坊”等國內重點城市的優勢土地資源進行綜合成片開發。而這幾個城市，恰恰也是富士康目前重要的幾個科技工業園區所在地。

　　假設上述富士康運作商業地產的項目屬實，那么，也許這樣一種隱形合約結構或可進入人們的分析視野：富士康在某地投資工業項目，地方政府將以較低的價格將一部分商業用地出讓給富士康，作為選擇投資當地的回報。

　　富士康內遷之后，工資成本下降的空間不大。比如鄭州的最低工資線，與上漲后的深圳最低工資線僅差200元。廊坊不過低300元，但配套設施并不完全，隨著工人生活成本上升，工資上漲是遲早之事。加之物流運輸成本的增加，如果不考慮土地、稅收優惠和隱形的回報等因素，富士康的賬其實劃不來。

　　政企合約分成

　　富士康在全國各地方政府中選址遲遲未決，意在競爭更低的土地和一攬子負租值，已經不是秘密。但為什么，地方政府愿意以負地租的價格接受富士康幾近苛刻的條件？

　　可能之一，地方政府愿意為了未來的收益而舍棄當前的利潤，為了長遠發展而自愿放棄土地和稅收等一部分收益。對于某一個當地政府來說，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入駐，無論是對于當地的引資結構，促進就業還是相關拉動，都在其計算的范圍內。地方政府也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

　　但是，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激勵，使得合約結構變得扭曲。可以把地方官員看做是一個公司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官員一般是任期制的，不同的任期有不同的目標函數。任期時間越長，該官員越會考慮一些政策手段和當前方法的長期效果，反之則正相反。一般而言，長期的激勵有利于代理人更好地經營企業，短期任期制更容易出現一些機會主義行為。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不排除一些官員可能因為短期政績的因素，而壓低地租的可能。畢竟對這一任官員而言，短期內讓上司看到一個個巨大的企業落戶當地是直觀的，而長期的地租收益則緩慢得多，很多成本也可以分攤給下一任。而且，包括土地出讓金在內的幾種固定“租金”，并不像物業稅那樣須每年上繳，而基本會在5年任期內征收完畢。也即，這“土地租約”并不是永久的，現任官員傾向于在任期內把這種價值兌現，不會留給下一屆。因此，負地租現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出于短期激勵的機會主義行為。

　　而對于接任的下一屆政府來說，由于此前招商引資的直觀政績已被記到上屆政府的賬上，而且土地資源畢竟有限，于是勢必發起新一輪的招商引資，以騰換企業。

　　極有可能，因為中國內地的土地價格和地方政府的目標不同(東部和西部的差別就很大)，中國這種地方競爭的模式，還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

　　被壓低的權利？

　　富士康等代工企業為何要在全國各地廣泛選擇代工地點？其實，即便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有一些差異，但差異也沒那么大。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土地以及隱形的一些優惠條件。而這些優惠，對土地不擁有較大處置權力的政府來說是無法做到的。這也是富士康不會選擇越南等國家的關鍵原因。

　　或許可以說，是否擁有土地等要素的較大處置權力，才是中國地方競爭模式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另一個顯著的因素是，地方政府通過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而不給予農民工這些城市新移民以市民的均等化服務等形式，間接壓低了農民工的需求，從而改變著企業實際的用工價格。

　　假如農民也可以集中利用土地來建設工業園區，吸引投資，并獲取租值，并展開園區環境和其他服務方面的正常競爭，而地方政府也不是經濟的直接干預者和工業園區土地的買入賣出者，只是提供市場基本的規則和秩序，那么中國模式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景觀。

　　離開了地方政府的強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沒有任何將農民土地強征為自己土地的能力，除非從自愿出售的農民手中購買。假設土地的交易主體是在中國農民和富士康之間進行，則農民一定會敏銳地將未來收益折算到地價中，不可能像地方政府那樣“慷慨”。那么，富士康的土地成本必然上升。同時，由于農民富裕程度提高了，勞動力數量必然減少，勞動力價格也必然提高。這樣的增長模式下，增長速度可能不會像現在這么快，但其增長將更為合理，也更為持久。

　　現行的中國模式是否持久，取決于中國是否還會在長期內延續這種壓低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來換取出口的“比較優勢”。權利觀念的改變和權利主張的程度，都會影響這一模式的持續性。假如中國能塑造一種建立在清晰產權界定之上的“權利發展模式”，那我將完全贊同張五常教授所言，中國的競爭制度，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 ★(主筆 劉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