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40萬人的富士康廠區正在逐漸削減到10萬~15萬。這個代工帝國幾年里向東、向北迅速擴張的氣勢，正如它當年落戶深圳時一樣，“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而深圳市及廠區周圍的居民們，或將面臨轉型之痛

　　“這么大的廠子，還能沒了，又不是地瓜，說刨就給刨了。”一個精瘦的小伙子叼著煙嘴說。

　　7月11日，一個日光猛烈的星期天，這個小伙子跟一群穿著統一制服的年輕人坐在街口的草地上。路邊，豎著一塊石碑，粗砂礫石，刻著三個猩紅的大字：富士康。

　　眼前，那塊貼著一層一層招工啟事的告示牌，指向路的盡頭。100米長的水泥路盡頭連著另一條路。那里是深圳龍華的富士康廠區，也有人說是座城。

　　招聘凍結了

　　“富士康”石碑處，此前一直是個招工點，原本總是人潮涌動。不久前，當各路記者來采訪連環跳樓事件時，還能看到一群群年輕人在此守候，他們被黃色的隔離帶分開，面無表情，如同待價而沽的商品。

　　如今，只剩下斑禿的草地。

　　28歲的小伙子劉峰是湖北人，去年來這里打工，逐漸適應了此地的節奏，他對搬遷一事所知不多，“剛談了女朋友，這不是給我添亂嘛。”他仿佛在說一件遙遠的事情，“過一天是一天，都好說啦。”

　　對這些年輕的外省人而言，搬遷的影響遠不及此前的跳樓來得強烈，“那時來了多少記者！圍著你拉著你說話，而現在呢？”在他看來，事情的大小，在于記者出現的頻率。“記者沒來幾個，事情不會壞到哪里”。

　　兩個月前，這里就開始冷清。普工招聘凍結了。

　　對此最有感受的，是南門外周邊小店的老板。此前這里最好賣的是礦泉水和面包，賣給那些長途跋涉來此排隊應聘的年輕人。現在消停了，小店最暢銷的商品變成了報紙，2元一份的都市報，一天能賣出去三四份，周末會多些，都是來草地發呆聊天談戀愛的工人買去鋪在地上。

　　原本小店周圍還有些賣雞蛋灌餅的流動攤子，或者賣煮熟的玉米棒子，據說生意好的時候，一天賣幾百個餅子和棒子不在話下。

　　也有不明就里的人過來，聽說不招工了，有些失落。32歲的趙威就是如此，他打算來富士康闖一闖，“都說這里賺錢多，只要肯出力”。現在計劃被打破，還沒想好下一步，此刻就坐在草地上，撥弄著一把粉紅色的雨傘，那是下火車后買的。

　　7月5日晚，郭臺銘來到這里，在那座龐大的餐廳里，他“一改以前的嚴肅面孔，像一位慈祥的老人，溫情但不失威嚴”地說，“富士康的外遷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舉措，公司對外遷的員工每個月還有額外的補貼。”

　　富士康新聞人發言人劉坤對此的補充是：“富士康部分事業部確實在向成都等地搬遷，但并不代表富士康將撤離深圳”。

　　鴻海公開數據顯示，僅今年一季度，鴻海自臺灣匯出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已累計達3.0359億美金，涉及11個工廠項目，其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也包括中山、煙臺、淮安、重慶等，暫時未披露投資河南的具體金額。

　　富士康大陸地區商務長李金明說，未來理想的格局是，深圳富士康基地將以“研發＋部分生產”為主，人員規模減至15萬。

　　80家鴻海大陸子公司，如今在全國分成四個片區。這四個片區的先后形成，展示著郭臺銘商業帝國的藍圖。

　　1988年，帝國在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首先形成華南片區；1992年，在以昆山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圈形成華東片區；90年代末期，則在以煙臺為核心的環勃海城市，形成第三片區。

　　最近十年，以太原、武漢為核心，輔以晉城、重慶、成都等內陸城市，第四片區也漸成規模。

　　如今甚囂塵上的搬遷事件，在業內人士看來，不過是繼續完善后三個片區而已。

　　有專家說，富士康在大陸依次遷徙的每個節點，都恰好暗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整體經濟發展路徑——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先東部，后中西部；先沿海，再內陸。

　　余暉的味道

　　搬遷的復雜性，落實在具體的人，是難以一言蔽之的，有些在此工作三五年的人，已經娶妻生子，打算按照城市人的方式好好生活，他們的孩子還尚在襁褓，如今廠子要走，他們很難一走了之，但是留在這座城市，未來會怎樣，他們不知道。

　　在龍華，富士康工廠的周圍，有很多大型賣場和超市，周末時，年輕的工人會帶著孩子來購物。一位超市營業員笑著說，估計沒有哪座賣場會像這里，有這么多年輕的父母，這么多幾個月大的嬰兒。

　　多年的發展，讓龍華鎮和富士康彼此寄生，如今儼然生長成一個人口稠密的小城。吳曉勤今年23歲，是一個8個月男孩的母親，她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算是把青春獻給了這里，她的愛人是附近的本地青年。

　　在朋友看來，她算是命好的。如果一切不變，就在這個龐大的工廠之城里養家糊口也挺好。但現在，如果廠子搬遷，她需要重新打算了。

　　在網上，有網友問：“都說富士康的搬走，是一場城市內部的產業升級，果真如此，這些步入中年的產業工人，如何自我升級呢？”

　　因為富士康的搬遷，23歲的吳曉勤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中年。

　　有人跟她說，代工業在深圳已是夕陽產業，最終都會被淘汰，她從這句話中體會到了余暉的味道。

　　富士康的人力資源系統已經給員工們發郵件，號召川渝的員工申請回成都，但響應的人不多。

　　一些人開始跳槽。如今的龍華和觀瀾，涌動著莫名的躁動。

　　富士康一位剛跳槽的課長對媒體說，公司號召他去成都，安家費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倆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關口，舉家遷徙并不容易，為了留在深圳，他選擇跳槽到華為。

　　陳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習慣了，你讓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說，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鄭州，這一點都沒讓陳江民興奮，鄭州又怎么樣，回老家還有幾個小時路程，這樣的距離，最是尷尬了。

　　他的幾位同事，也已經跳槽到華為。陳江民有時抱著牙牙學語的兒子，留在深圳的念頭就更加明確，“大城市機會多，兒子得有出息”。

　　而對于潮州人胡啟周來說，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塵暴，就腦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員工遷往河北廊坊，公司為鼓勵大家外遷，補貼3000元的安家費，但要一年后才發放。一位員工告訴媒體，他所在的部門，“已從8萬人降到1.5萬人”。

　　在過去兩年里，陸續搬遷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煙臺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廠區不斷在擴容。已經證實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機業務將搬至廊坊，筆記本電腦業務將搬至重慶。

　　觀瀾廠區的廠子里隨處可見被打包的機器，用巨大的木箱裝著，有些很快會被拉走，有些則暫時擱置，堆在廠區角落。

　　整個轉移的時間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沒有完整透露，這不免引人猜測，也讓一些工人焦慮不已。

　　“先安心工作，該搬的時候就搬。”龍華廠區G區辦公室一位員工說，“此前員工對外傳遞了搬遷的去向，公司高層在內部發文徹查誰泄露了機密，表示要嚴懲，現在有什么動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員工透露。”

　　東環二路往龍華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館，以川菜館居多。老板說，很多人來此吃散伙飯，一撥一撥的。

　　連接廠區和外界的富士康專線小巴995線路，此前一個上午就能跑四五趟，總是人滿為患，售票員說每天千把元的進賬都是小把戲。為了增加生意額，995線路的小巴數量今年初還特意增加至30輛，卻沒想到，一系列的跳樓事件后，就看到報紙上不斷說廠子要搬遷了。

　　另一班車，從羅湖汽車站開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車，也是富士康員工來往于工廠與城市的擺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總是擁擠不堪，在車廂的中段還專門辟出一塊地方，供那些帶著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擺放行李，他們就是坐這趟車來到富士康，而現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業區站”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此前的繁忙季節，這班車的服務時間甚至延長至凌晨4時。

　　而在龍華，連接廠區和宿舍區的巴士，也慢慢變得沒有以往那么繁忙。

　　陸陸續續有人走，就像以前陸陸續續有人來。

　　其實，富士康的搬遷早就開始了，只不過沒有被過多關注。當今年連續的跳樓事件發生后，這些低調的轉移才被大張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廂情愿地認為，這與跳樓事件有關，與加薪有關。事實上這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富士康自己的邏輯故事。

　　按照規劃，富士康PCB事業群(主要生產筆記本、計算機、顯卡)將以秦皇島為中心，激光電事業群將以晉城為中心，深圳原來做CP事業群(主要生產游戲機等電子消費品)已完全搬至煙臺。

　　2008年的某期《21世紀商業評論》曾分析說，深圳制造的軟肋很明顯。對于像富士康這樣依靠大規模運營的公司， 需要面臨中國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戶訂單減少的雙重壓力。

　　從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從750元增長到900元，就給富士康國際運營成本帶來巨大壓力，員工成本總額從2007年的4.65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億美元，上升幅度達到44.5%。現在手機產能轉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確緩解了富士康國際運營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因為，廊坊開發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為750 元。

　　“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龍華園區北門，東清湖村，狹小的區域里聚集了數十家黑網吧。這些網吧由農民房改造而成，押上兩塊錢就可以上兩個小時的網。

　　在網上，有人還很樂觀，說：“富士康走了，有可能偉創力會來，怕什么呀。”“來來走走，常規而己。”

　　偉創力是目前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電子合約制造服務商，已經在中國擁有25個廠區，它們大多選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其實偉創力的內遷之旅也在進行之中。他們的目的地據說是江西，而不是龍華。

　　有人擔心富士康的北遷會對深圳周邊的房價產生影響。實際上，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多年的發展，讓富士康與深圳這座城市變得糾纏不清。

　　上世紀90年代初，富士康的母公司鴻海在臺灣只能算是一個二三流的電子企業，做的只是電腦連接件這樣一種不起眼的小產品。

　　1997年，在龍華園區正式投產的第二年，鴻海的總營業額便達到了61.8億元人民幣，轉過年來又突破125億元人民幣大關，2000年達到了230億元人民幣。之后鴻海富士康的年營業額每年都以50%的增長率在增長，2007的合并營收已達到了4000多億元人民幣，將從前的“大佬”們廣達、宏、華碩通通拋在了后邊。

　　一本關于富士康與郭臺銘的傳記里記述的一個細節是，1993年，郭臺銘站在深圳龍華鎮伍屋村的山頭上說：“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

　　龍華鎮周邊的村民對此深有感觸。富士康到來之前，這里幾乎是遠離城區的窮鄉僻壤，富士康來了，一切斗轉星移。

　　“搶建的房子到處都是”。富士康每年如饑似渴地吸納流水線工人，其在深圳的員工一度高達近40萬人，其中有20多萬盤踞在龍華，如此龐大的人群，對龍華周邊消費的拉升構成了直接的推動力。

　　村民們將房屋出租給富士康員工。曾有媒體如此描述：“一開始，周圍村民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那種三四層樓高的小樓，但是不久就發現不夠租的，于是拆掉建更高的，再不夠，再拆再建，現在村民們蓋的都是超過10層的高樓。”

　　村民們逐漸富裕起來，不少家庭擁有兩棟以上這樣的樓房，每月光租金收入就有五六萬元，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轎車。

　　龍華目前人口約40多萬，其中僅富士康人口就占了一半左右，現在，龍華區內，密密麻麻的“農民房”，與各類豪華靚麗的樓盤一起構成了龍華近幾年的城市化進程圖。

　　龍華的“城市化”進程推進完善了各項城市功能，商家、超市、學校、娛樂設施，也帶動了深圳關內居民到龍華居住的意愿。

　　2009年2期《中國外資》說，“這個從1996年開始就以年復合增長率超過50%的速度成長的制造體，就像一輛剎不住的跑車。”

　　富士康所在的寶安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和規模居深圳六區之首，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數個企業累加的出口總額高達455億美元，差不多占到了深圳對外出口的20%。

　　有學者曾說：“以華強北為代表的‘山寨’ 文化、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工業文化和以華為為代表的研發文化， 構成了深圳制造學缺一不可的三位一體內核， 只要這一內核繼續完好無損， 并且內部相互影響， 就足以使深圳在未來能繼續保持充沛的活力。”

　　但如今，深圳似乎正有意識地改變這個“三位一體”。

　　龍華區政府人士說，在深圳市面臨的“四個難以為繼”(土地、能源、環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作為中國第一撥吸收港臺資企業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轉型面臨的將是全國走得最快、壓力推動下的大規模城市升級改造工程。

　　經過20年發展，目前依舊以生產加工為主的富士康也與深圳市政府達成了 “職能轉變”的共識。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從“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轉型，龍華工業園未來的目標是加快從臺灣地區、日本、美國引進研發中心的步伐，使其未來定位為“研發為主，小量生產”，屆時員工人數將調整到10萬～15萬。

　　而轉型，意味著會給龍華鎮和深圳市帶來陣痛。

　　比如從龍華分出的大浪街道有個叫龍勝的社區，那里就集中居住著數百輛貨車司機，他們幾乎都是為富士康或其配套企業服務的。

　　再比如剛剛投資100多萬元蓋起了一棟12層高樓的張天發說，投資蓋樓的錢許多都是從朋友和銀行那里借的。如果富士康搬走了，他不知道他的房子還能不能租出去。

　　就連富士康大水坑觀瀾園區附近的一家婦科醫院，每天原本有二三十例手術，現在這些醫生也說，如果廠子搬走，周邊十多家同等規模的婦科醫院工作量都要小很多了。 ★(劉炎迅 實習生沈茜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