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很多人還在擔憂下半年經濟會否二次探底，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未來的財政收入還在節節拔高。據財政部官員透露，今年年底，全年的財政收入將達到8萬億，很快就將成為世界第二。

　　記者了解到，這個數字是根據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速預測出來的，今年前五個月我國的財政收入達到35470億，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億，增長幅度高達30.8%。

　　可能出現的8萬億的財政收入，引起了熱議，未來政府應該怎么花錢?國家富裕了，減稅的時機是不是已經來臨了?

　　全年財政收入增幅呈“前高后低”走勢

　　據媒體報道，國家稅務總局一位官員表示，今年下半年保證10%的增速應該沒問題。保守估計，上半年財政收入或將超過4.3萬億，下半年則將達到近3.8萬億。

　　如果今年年底8萬億的財政收入真能實現，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經濟體，排在第一名的是美國。

　　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的財政收入達到35470億，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億，增長幅度高達30.8%。這一數字比去年前6個月還多兩千億。

　　在目前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的狀況下，一些發達國家的財政收入紛紛出現1%左右的低速增長，甚至是負增長之時，中國財政收入增速高達兩位數，確實是值得驚喜。

　　財政部負責人在分析5月收入增長較快的主要原因時指出，一是經濟繼續向好帶動稅收增長，二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數仍然較低，相應使今年5月份收入增幅提高。但5月份收入與前4個月相比，收入增幅回落13.6個百分點，主要是受去年5月份收入由降轉升、基數抬高的影響。

　　而在財政部看來，這種增速仍不可持續，全年財政收入增幅將呈“前高后低”走勢。從財政收入走勢看，受經濟回升向好帶動稅收增長，特別是去年同期基數很低等因素影響，1—5月份財政收入增幅相對較高，是一種恢復性增長。預計后幾個月，由于去年同期收入基數逐步抬高，收入增幅還將逐月回落，全年財政收入增幅將呈“前高后低”走勢。

　　8萬億在一些權威專家看來，這個數據也并不算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接受記者采訪表示，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沒有過高。

　　在他看來，“預估的8萬億元是絕對數，全面考量財政收入問題，更重要的指標是相對數。”

　　他解釋說，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左右，這在發展中國家屬于中等偏低水平，并且明顯低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即使按全口徑財政收入比較，中國政府集中財力相對數在發展中國家中也不超過中等水平。”

　　2007年到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19.9%、19.5%和20.4%。據統計，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為40%，即使是發展中國家，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達35%。

　　8萬億財政收入如何花?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說，財政收入總量增加，意味著政府可支配財力水平提高。他建議，政府應該繼續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用于“三農”、教育、科技、社保、醫療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

　　政府口袋里的錢越來越多了，但是，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卻不見增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財富分配的蛋糕越來越向政府傾斜，老百姓得到的越來越少。

　　據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分析: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加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

　　“民不僅窮，并且當中又有分化和不公正，主要表現為貧富懸殊、城鄉懸殊、地區懸殊，以及行業懸殊。”他指出。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指出，政府收入過高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均。“財政收入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分配時‘切蛋糕’給自己切得太多。”

　　專家指出，造成部分群眾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年下降的趨勢。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

　　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卻從21.2%升至31.3%。目前，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我們要看政府將錢花去哪里，現在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財政收入的20%，這是日本的10倍，是美國的2倍。”蔡繼明指出。

　　他認為，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則顯得比較“小心”，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三項支出占比僅14.9%。而在美國，同樣這三項上的開支已相當于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也承認，與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相比，老百姓工資的增長相對緩慢，他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這里有抑制的問題:老百姓收入的增長，實際上是老百姓與企業的分配關系的問題。”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則指出，財政收入規模增長明顯，表面上中央財政拿了收入的大頭，但實際上中央財政除小部分用于中央本級支出外，更多用于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改善民生。

　　適當減稅已是當務之急

　　財政收入猛增的同時，減稅也成了熱門話題。很多專家表示，財政收入連年高增長之時，進行稅收制度的結構性調整，適當的減稅已經是當務之急。

　　在眾多的減稅吶喊中，提高個人所得稅門檻則呼聲最高。今年廣東省“兩會”期間，政協委員黃西勤在提案中建議廣東在全國率先提高個稅起征點。比如深圳可以將市民納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或者更高；廣州可以將市民納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或者更高。

　　黃西勤之所以在今年兩會上提出這個建議，他的理由是目前全國一刀切的2000元個稅起征點，對于經濟總量在全國排第一的廣東來說太低了，這導致居民收入增加緩慢，進而造成消費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

　　高培勇也很支持在個人所得稅上率先出招，緩解收入分配矛盾。他撰文指出，中國也可以通過開征新稅如以物業稅或房產稅為代表的財產稅，來實施更具基礎性的調節。但在眼下，這還只能是一種目標。

　　他指出，在收入分配矛盾已經異常尖銳、年內必須拿出切實可行方案的今天，我們畢竟不能“畫餅充饑”，把未來可能采取但目前尚未可行的方案當作現實手段。所以，當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須在個人所得稅上率先出招。緩解收入分配矛盾，還要立足于在個人所得稅上尋求突破口。

　　高培勇強調，要解決或緩解中國收入分配矛盾，個稅改革已經不容我們再拖，且無多少躲閃的余地。因此，在抓緊出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大勢下，從根本上調整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制結構，著力于強化建立在現行分類所得稅制基礎上的稅收監管、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征管力度無疑是必要的。

　　一些專家認為，個稅起征點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些專家也表示，目前的個稅調整，可以暫時不動起征點。

　　賈康表示，調整個稅可以不動起征點，而應對目前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進行調整。在一開始過了起征點的這個檔次上，把稅率調低到1%，最高不超過2%，它對應的是低收入的社會階層，1%的稅率，可以一直延伸到所謂“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

　　他指出，在中等收入階層這個范圍之內，以5%即原來的最低稅率來覆蓋，這個5%的稅率可以從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一直覆蓋到上沿。對在此范圍界限之上的收入，則可以再加大調節力度，強化收入再分配，可以從5%跳到15%，再跳到25%，最高還可以設想跳到35%，這樣從九級超額累進變成五級超額累進。

　　中國稅務學會理事、中山大學教授楊衛華也認為應改革稅率，最高45%的邊際稅率可以適當降低到40%，這樣可以減低高收入人群的逃稅動機。同時，應將最低一級5%稅率的征稅范圍從目前的500元擴大至3000元，這樣可以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呂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