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林

　　地方融資平臺清理工作正緊張推進中，作為利益最相關的地方政府卻一直沉默，鮮見在公開場合發話。

　　“我接觸了幾個開發公司的負責人，都沒有啥壓力。”上海某區政府下屬開發公司的一位中層7月4日透露說，其認為有土地的城投等公司壓力較小。

　　但收緊融資平臺的影響卻已顯現，部分融資平臺資金出現了短暫缺口現象，并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礎設施建設，放緩了進度。

　　不過，真正讓地方尤其是發達地區感到擔心的是，土地賣完了該怎么辦，因為地方政府承擔了當地經濟建設任務，“處處要用大錢”。

　　“應完善中國財稅體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降低地方政府對外融資的依賴性”，巴曙松在中國金融40人論壇上提出了解決地方政府長遠憂慮的對策。

　　短期融資出現困難

　　此次融資平臺收緊舉措已經開始局部影響到城投等融資平臺的短暫運作。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部分地方政府正在尋找有實力的當地企業來取代原來由地方政府和人大開具的“擔保函”。

　　目前，對于地方融資平臺來說，最大的影響在于短期資金流受到了部分影響。

　　長沙城投的計財部經理李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許多銀行放不了款，資金到不了位”，湖南鐵路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也坦言“目前融資很難”。

　　事實上，由于城投等公司資金鏈往往一環接一環，因此一旦資金流出現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手頭項目的開展。

　　這其中，由于地方融資主要投向基建等方面，因此受到最大影響的或是基礎設施建設。

　　此前，中行、建行以及華夏銀行均披露了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具體投向，均顯示，資金主要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以中行為例，中行貸款主要投向四大領域，其中28%的貸款投向路橋領域，27%投向交通運輸，18%投向了園區開發，12%投向了土地儲備。

　　一旦融資收緊將影響巨大，其中土地儲備是地方政府下一輪“收錢”的工具；園區開發是當地經濟的發動機；路橋等交通設施建設是實現城市發展的前提條件。

　　與此同時，由于基礎設施等很為產業招商引資服務，且融資平臺的融資部分是為產業投資服務的，所以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產業的投資力度。

　　江蘇、上海等地正在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而這些正是政府需要大力資金扶持的產業，一旦地方融資平臺效果減弱，對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或有部分影響。

　　但江蘇一位地級市官員告訴本報記者，即使資金如今不流向政府以用于支持產業發展，銀行也會將本來貸款給政府融資平臺的資金流向企業，結果也會支持產業的發展。

　　在接受采訪的人士看來，此次清理融資平臺影響最大的或不是產業發展，而是一些在建的工程進度，并或能使得地方政府縮小未來基建等投資的規模。

　　因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許安拓認為，中央在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件事情上不能“一刀切”，很多中西部地區的落后省市還需要融資平臺。

　　有無土地

　　是融資平臺存亡的關鍵？

　　令人意外的是，地方在理順諸多融資平臺時，更關注的不是融資平臺風險問題，而是目前的地產調控到底持續多久。

　　地方更擔心的是長期嚴厲的地產調控或會導致地方未來土地出讓收入降低，進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金調度能力和還款能力，這或是致命的打擊。

　　上海某著名開發區下屬的開發公司即是例證。

　　地處上海東部的某園區開發公司，為上海某國家級開發區服務，承擔了該開發區的三項職能：基建、提供第三方服務、扶持產業發展。

　　問題在于，該公司下轄的土地前期被賣得只剩下1平方多公里，僅靠土地收入來支持上述三項功能顯然是杯水車薪。

　　而且根據該園區的規劃，這剩下的一平方多公里土地還要留作未來的產業發展空間之用，不能隨便賣地。

　　為了獲得資金，該融資平臺公司將有限的資金投到大量各種類型的園區內企業中以求盈利。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該公司先后投入了大約100多家公司，有的是持股，有的是占股，“飯店，酒店，高新技術產業都有。”

　　通過這種投資方式，該融資平臺或可以獲取一定的回報，但知情人士表示，這些投資較為混亂，“一些很難盈利。”

　　2009年事情出現轉機，該開發區合并了同處于該區的另外一家面積達10多平方公里的開發區，被合并的開發區土地資源豐富。

　　據本報記者調查，被合并的開發區的開發公司注冊資金3個億，卻貸款近30個億。

　　這一合并讓兩個開發區公司都不再那么擔心了，因為被合并的開發公司手頭還有1平方多公里黃金地段的土地沒有賣，而且據本報了解，部分土地可以用作商業地產，溢價很高。

　　7月5日，本報記者致電上述開發公司辦公室時，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表示不便回答詳情。

　　類似這樣的情況并不鮮見。某省會城市原財政局局長，現在被調入該市某國家級開發區負責人，其在和本報記者交流時，這樣解釋其對于財政收入增加有信心的原因：我們通過建設交通等基礎設施，提高了周邊土地收益，所以未來收入能大幅度提高。

　　顯然，土地成為地方融資平臺“活得好”的一個重要依靠，因此，地產調控政策成為他們最為關心的內容也不足為奇。

　　國金證券報告顯示，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嚴重依賴土地收入，而不是自身項目的現金流，在列入統計的地方融資平臺余額中，大概有75%與土地掛鉤。

　　對于地方而言，目前的房產調控政策遵循了一個路線圖：一旦土地出讓價格下降——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降低——融資平臺還款能力降低甚至利息都難還上——地方債問題日益暴露——地方束手無策。

　　但若房產調控政策結束得早，房市開始走好，或將是另外一個局面，地方政府將會走上“土地出讓收入恢復性增加—能夠正常還款—地方負債問題延后”的路線圖。

　　“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進而會降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負債償還能力，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巴曙松在金融40人論壇上表示。

　　地方財權和事權要匹配

　　事實上，在東部一些園區，已經出現土地開發基本完畢的現象，正在催促園區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遷移出去，但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巨大。

　　《2009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通過審計調查部分省市政府后得出，截至2009年底，這些地方的政府性債務余額高達2.79萬億元，當年新增1.04萬億元。

　　“從全國的角度看，越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融資平臺負債率就越高。”江蘇省泰州市市長姚建華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對于地方，尤其是發達地區而言，舊賬沒還完，新賬又不斷涌來，又沒有地賣的情況下，如何保障地方投資和建設的資金需求？

　　對此，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等人都持有這樣一個觀點：地方的財政權和事權要匹配。

　　浙江省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寧波市政協副主席范誼等也在不同場合呼吁調整中央與地方分稅比例讓地方政府“不差錢”。

　　在采訪中，地方政府或園區開發公司負責人一直不愿意透露姓名，但均表達了一個觀點，自身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稅收等收入并不夠，因此必須通過賣地獲得資金等方式融資。

　　范誼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也指出，因為需要從土地出讓費中補充財政經費的不足，地方財政弱化還造成一些政府追求“土地GDP”。

　　一般來說，地方政府可用收入分為地方本級收入、中央轉移支付和土地出讓收入三部分。

　　其中，房地產相關稅收占地方本級收入比例約20%，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約16%，合計約占36%。

　　這顯示，地方收入有很大比重來自于房地產及其關聯產業，而地方稅收等收入有待提高。

　　“從一般意義看，地方政府之所以通過大量設立融資平臺進行融資，主要是在由于中國分稅制財稅體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的分配出現了事實上的事權的重心下移而財權的重心上移，從而導致了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的不對等。”巴曙松說。

　　這種循環顯然需要打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就指出要推進中央和地方財政體制的改革，根據中央和地方事權來確定財政收入的支配權。

　　范誼則建議說，應調整中央、地方的財稅分成比例，可以分三年逐步調整到位：2009年達到5∶5，2010年達到4.5∶5.5，2011年達到4∶6。

　　不過，由于稅收調整相當謹慎，這個呼吁能否實現尚待時間觀察，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收緊融資平臺的背景下保持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是一大挑戰。

　　與此同時，地方厲行節約，打擊貪污腐敗，減少“面子工程”也是減少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依賴的有效措施。